浙江日报讯 一如往年的春天，流淌了千百年的京杭大运河杭州段的青绿垂柳下，迎来了一拨接一拨的踏访者。

　　在今年的寻春者中，有一群年轻的身影格外显眼。整个3月中下旬，他们几乎每天都流连在大运河畔，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从依伴古河的百年古桥，到河中穿梭而过的新式客船；从河旁老街上散布的小杂货铺，到枕河民居中的运河人家……

　　古运河畔的这群年轻人来自四个国度，他们是浙江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和意大利费拉拉大学建筑设计专业的53名学生和他们的老师。

　　3月17日到3月28日，他们在这里举行一项名为“城市设计工作坊”的活动，这是一项1993年由意大利费拉拉大学发起的旨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国际教学实践。他们的目的，是要为这条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流描摹“最适合她自己”的蓝图。

　　这注定是一场思想、文化和理念的“大碰撞”。2000岁的古老运河与20岁的年轻学子、久远的中国古运河文明与来自异国他乡的寻访者，他们的叠加，撞击出了一场“忘年”的激情。更让人惊喜的是，这群年轻学子在跨越疆界的合作中，为古运河乃至中国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带来了诸多可资借鉴的全新“价值观”和“方法论”。

　　古运河是有生命的，她的生命就是她最原生态的存在，这种存在应该以开放的形态融入到杭州人的生活中去

　　赵城琦喜欢独自一人到运河边行走，去感受运河，在杭州的十几天时间里，他不下几十次来到河边。赵是日本早稻田大学城市规划系博士，师从该校建筑学教授、日本著名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师佐藤滋。

　　“我感受到了运河的与众不同，她是有生命的，我甚至能听到她的呼吸声。”在赵城琦看来，运河在杭州城流淌而过，与杭州融合在一起，“她是这座城市肌体的一部分。”

　　赵城琦去世界上很多地方看过历史文化遗产，他所说的运河的“与众不同”，在于运河不需要像其他历史文化遗产般用建筑外壳“圈”起来。“杭州建了一座全国唯一的运河博物馆，但那是静态的，我们不要忘记，运河现在仍在我们身边流淌，两岸的人们每天都在创造崭新的生活，运河的现在以及将来都将见证社会生活的变迁，因此，她本身就是一个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博物馆，她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赵城琦在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校友孙娴的想法更纯粹：“运河拱宸桥的东西两面仿佛是两个世界，桥东是现代化的高楼，桥西是没有改造过的老街，很多人认为桥西很脏很乱，可我更喜欢那里。”孙娴认为，那才是真实的运河，“像小河路，我觉得是条很可爱的路，早上那里有很多卖油条、面条的，人们走来走去很热闹，充满了生活气息。”

　　有人说，在看过了巴黎、伦敦、爱丁堡等历史名城后，才恍然大悟：一页一页叠加起来的才是一部历史，而一页替代一页，或不断地在同页上擦掉重来，得到的只是一页灰色的现实。在运河畔流连的四国师生们同样发出了这样的共鸣。浙江大学建筑系主任王竹教授不无痛心地告诉记者，对历史文化遗存的更新改造应该有一个渐变的进程，经济发展了，但历史的东西应该记录下来。如果把历史遗存比作一个生态系统的话，那么，新的生态应该以一种谦逊的姿态进入，并与旧的生态和谐共生，最终成为一个有机体，“可惜的是，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新生态的强势进入，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抹去了旧生态留下的所有印记，我们不希望这样的情形在运河上重演。”

　　对意大利费拉拉大学的保罗切克拉里教授来说，这样的感受或许更为深刻。这位著名的城市分析学教授是“城市设计工作坊”活动的发起者，曾参与过意大利威尼斯古城等世界多个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与金字塔、长城等不同，大运河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始终是变化的、动态的，千百年来，她一直承担着水路运输的功能，尽管今天她的这种功能已没有以前重要，但它依然是运河的标志。威尼斯曾经也因为把发展旅游放在首位而忽视了水网承载的基本功能，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是错误的。”

　　“对运河来说，维持变化是最重要的。”保罗切克拉里解释说，运河的最大优势就是她是仍在使用的文化遗产，所以说，她不仅是开放的，还是“活”的，这是她的生命，一旦这个特征失去的话，运河最重要的东西就没有了。

　　“开放的博物馆，‘活’的博物馆”，尽管来自不同的国家，但城市设计工作坊的学生和老师们却在中国江南的古运河边，用15天的时间给出了一个属于他们原创而又一致的答案。

　　运河边的房子该朝向运河还是坐北朝南？同学们在争论中顿悟，古运河的保护需要有开放的规划和设计思维

　　李航用“求同存异”四个字来形容他这些天来的感受。

　　这位浙江大学建筑系的大五男生，为自己能参加“城市设计工作坊”活动而雀跃，毕竟集结了不少国际顶尖设计师的“城市设计工作坊”是首次来到中国。

　　参加活动的53名学生自由搭配，被分成了8个小组，与李航同组的，有两位来自意大利费拉拉大学，另外各有一位来自日本早稻田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伯克立分校的学生。

　　四个国家的学生组合在一起搞研究，这让李航觉得很新奇。“语言沟通还是其次，我们都用英语，平常交流没问题，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文化背景不同带来的一些认知上的不同。”

　　让李航印象深刻的，是关于运河边房子朝向的一场讨论——

　　由于我国相关法规对建筑的光照时长有刚性要求，在设计房屋时，朝向往往是南北向的，但运河在杭州拱墅区内的流向是南北向的，浙江大学的学生在设计房屋朝向时，按照惯性思维，房屋朝向一律设计成南北向的，但所有外国学生设计的房屋朝向都是面向运河的东西向的。

　　“房子如果面朝运河，那就可以一下子拉近居住在里面的人和运河的距离。”尽管最终的方案还是遵循相关法规“妥协”为南北朝向，但与李航同组的意大利费拉拉大学的菲德丽卡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除了朝向，外国学生还一致认为应该拆除小区围墙；令他们疑惑的还有，为什么住在运河边老房子内，大部分是年长者，那些年轻人为何离开；为何从两岸抵达运河岸边的道路大多曲曲折折的……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争论触动了李航：如果没有外国学生，浙江大学的学生根本就不会去争论这一点。“引发我们深思的是，无论是在城市规划还是建筑设计上，我们存在着不少思维定势，撇开国内外学生观点的对错与否，重要的是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比照，这种比照让我们发现了原先被我们忽视的‘盲点’”。

　　这种比照最终形成了互补，与外国学生相比，浙大学生对运河了解更多，但正因为熟悉，他们却忽视了一些习以为常的元素，相反，在国外学生眼中，大运河的点点滴滴都很新奇，而他们的“新奇”恰恰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一面反鉴的镜子。李航心里觉得，这面“镜子”对他们来说显得十分迫切，在城市化浪潮中，中国不光需要引进国外的设计成果，更需要的是如何建立产生先进理论和成果的形成机制和形成过程。

　　指导老师们显然对这样的“冲突”和“互补”显得很满意。“与结果相比，我们可能更看重过程。”作为本次城市设计工作坊活动的中方发起人，浙江大学建筑系教授华晨甚至希望“冲突”更多一点，在他看来，这是他们举办此次活动最重要的目的。“不仅仅是古运河，目前国内许多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都缺乏比照，国内规划界的‘盲点’罕有人来刺激，这种国际化的比照让我们的设计师在思考问题时有了多维的视角，这样做出来的方案可能就会更完善。”

　　令华晨欣慰的是，从今年起，浙江大学将与其他三所国外名校一起，也成为城市设计工作坊的组织者之一，每年在世界各地选择一处历史文化遗存进行创意实践。

　　古运河为人们默默奉献了千百年，现在在规划她的未来时，应该更多考虑如何去呵护她

　　许明前不久刚完成了一趟完整的“运河之旅”，他从京杭大运河最北端的北京一路南下，穿天津、河北、山东、江苏，再回到杭州。

　　许明的身份，是杭州市拱墅区区长，这位运河最南端城区的“父母官”走马上任以来，一直在思忖和找寻综合保护运河的新路径：拱墅曾因运河而兴，而今，运河的航运功能已逐渐被取代，日渐成为中心城区的拱墅区的产业特点也正在从以工业为主向商贸、商住为主转变，在这样的转型中，运河该何去何从？

　　“城市设计工作坊”的到来为他带来了不少“新的启发”。在许明眼中，他们为运河带来了国际化的审视，为运河今后的保护带来了多样化的声音，而且还为传播古老的运河文明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然而，对许明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专家们为他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理念：对于运河，我们已经向她索取了很多，现在应该更多考虑如何去呵护她。

　　浙江大学建筑系主任王竹提议，流淌千年的大运河为人们付出了太多，是时候来尊重、回报、呵护这条母亲河了。运河曾经担承了航运、取水、防火、调节小气候等多重功能，而今，有些功能衰落了，但正因为如此，运河需要人们向她投去更多关注的目光。

　　这一理念与许明不谋而合，他告诉记者，这正是他一直以来在找寻的答案，“隐藏在对运河的取与舍背后的，其实是一种科学的城市发展观。”

　　事实上，这样的努力在拱墅区已经有了实践的样本。区里有一个规定，凡是运河两边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一分不留全都用于运河基础设施建设和综合保护。在运河拱宸桥西的小河直街，几百户枕河民居已由政府“埋单”修缮一新，这些古朴的老房在保留历史风貌的同时，也嫁接了许多现代“元素”：自来水、抽水马桶、新式油烟机……

　　不过，居民们依旧在都市的“摩登”中将传统习俗保留在了运河边。在小河直街附近，不少搬迁的老厂房在保留历史印记的同时成为了创意产业人士的钟爱之地，LOFT49、尚433创意设计中心、A8艺术公社……旧厂房内盛开了朵朵“创意之花”。

　　更让许明期待的是，在城市设计工作坊活动进行的同时，一项新的合作正在拱墅区和浙江大学之间洽谈，浙江大学将对运河保护进行长期跟踪研究，早稻田等三所国际名校也有可能加入进来。他们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和长期的坚持，在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和运河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