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土”效应
各个“专委会”成立后,观察者开始惊叹部门合力效果之大。
副市长王小丁向本刊记者解剖了下面这个“麻雀”:
富阳洞桥镇小坞村72户民居原来在一条小溪两旁,房子大多成了危房,而小流域地质灾害时刻存在,搬迁迫在眉睫。但是,地质灾害归国土局管,小流域治理归水利局管,下山移民归农办管,农村住房特困户补助归建设局管,因此,虽然国土局做村民工作说每户给2万元地质灾害治理资金,但是由于村民建新房要十余万元,因此搬迁始终难以完成。
城乡统筹委员会成立后介入此事,整合了几个部门的相关资金,使得每户能得到6-7万政策补助,村民自己再出一些钱,就可以住进新房。目前,新村已经建成,“6月份左右,他们就可以住进去了。”王小丁说。
而小坞新村复垦问题也由此得到破解。
以前由于部门壁垒,国土局在宅基地复垦造田项目中,每年都要花费近千万元资金购买“熟土”---耕地表面30厘米左右多年积累的肥沃耕作层泥土,用以改善农田土质,但另一方面,城市搞基建征用农田时,却大量“埋土”,把石渣直接往耕地上填。
城乡统筹委员会成立后开始打破这个怪圈,在它的协调下,建设部门在核发施工许可证时,要求施工单位在施工前先把耕作层刨掉,然后统一由建设局负责收集,再交给国土资源局将这些“熟土”覆盖在复垦地的表层,农业局负责测土配方。
一年来,富阳复垦1270亩,而小坞村目前新建村落所占用耕地上的“熟土”,也已经被刨了出来等待复垦使用。
临近杭州,拥有富春江的富阳以山水秀丽著称,但是,富阳也同样有1000多年的造纸历史,造纸是当地传统产业,治污也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富阳市环保局副局长喻乃群向本刊记者介绍说,环保委员会的成立,提升了“大环保”的概念,“以前我一个副局长,去协调其他局底气确实不足。但是现在以委员会名义做环保项目,通畅许多。”环保委员会成立后的2007年,两个新污水处理厂建成,富阳新增集中式污水处理能力28万吨/日,是以往的一倍多。
“对于企业违规排放,现在我们可以协调供电、金融、新闻部门,限电、信用等级评定、新闻曝光,协同前进。在污水处理收费上,联合发改、财政、技术监督和银行;在污染源在线监测上,也通过财政、审计、建设等部门一起来努力。以前这些措施也有,但是,专委会成立后明显更厉害了,执行有力。”喻乃群说。
可以作为参考的数据是:2007年污水处理费收入达到了8000万元,是以往的3倍。
2007年底,富阳成功摘掉了环境“811”帽子(浙江省11个重点环境整治区),在之前的摘帽动员会上,环保局局长吴祖仁态度强硬、底气十足地说:“下手要狠、刀子要快。”
对上依旧,对下从新
体育局局长童锦彬向本刊记者介绍说,体现富阳特色的“运动休闲委员会”也颇有斩获。
运动休闲是新概念,涵盖了乡村旅游、运动产品制造、休闲度假产品建设等一、二、三产,及规划、城建、交通、城市品牌宣传及场馆建设等多个部门,按照现在的部门分工体制,这些工作分属三、四位分管副市长及常委。现在,则以运动休闲的概念通过委员会形式统一到一个副市长名下,在旅游局和体育局牵头之外,还有13个组成部门。
“以前体育局举办大型赛事,一些部门不冷不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的只讲部门利益,相互扯皮现象严重。一场赛事,我不知道要跑多少次。太累人了!”童锦彬说。
2006年,富阳只举办过两次大型赛事,而在2007年,则举办了国际自行车大赛、中国女篮甲级联赛、中国男子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全国航海模型锦标赛等6次大型赛事,还举办了2007富春江运动节。对比明显,让童锦彬备感欣慰。
“现代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最好的政府管理模式应符合十条原则,其中两条是任务驱动型政府、结果导向型政府,也就是说政府提供的服务应以完成任务为驱动力,以最终结果为考核标准。运动休闲委员会是一个新生事物,设置的目标纯粹是为了实现市委战略意图---打造运动休闲之城,明显属于任务驱动型。而委员会突破传统部门设置模式,则体现了结果导向原则。”童锦彬说。
更多的人关注“专委会”与上级部门如何对接。如果不能对接,改革很可能走进死角。
“我们的改革是神变形不变,仍然保留原来的架构和编制。比如说运动休闲委员会,因为对上没有对口部门,所以仍保留旅游局和体育局两块牌子,但是我们对下却是以一块牌子,一个独立、整体的单位来运作。”童锦彬说。
对上依旧,对下从新,这被理解为富阳改革的政治智慧,“我们的改革全部都在体制内。”徐文光说。
副市长不再是“大局长”
富阳改革试验的一个基本经验是通过“乘除法”而不是“加减法”来进行大部制改革。
“将职能相近的部门重组成一个更大的部门,这是加减法,但是,在县域层面并不现实,一则上面的条条还掌握着大量资源,二则,现代社会是社会化大分工,很多工作都相互关联,一个部门不太可能把一项工作全部管到位,如政府大多工作都涉及资金问题,那么每个大部门能把财政局并进去吗?部门大了,内部也存在沟通协调问题,部门利益化的现象可能更严重,更难监督。”徐文光说,“因此,我们不动机构,而对相同相近职能进行整合,以最小成本、最小代价达到职能整合、运转顺畅的目的。”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则将富阳这种基层大部制试验比喻为:在原有部门上面加一个大屋顶。
谈到将来,徐文光说:“现在的改革抓住了局长这个层面,但是很多工作是单位中层在操作,他们中间如果吃拿卡要、推诿扯皮,必将影响制度实施,因此,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实施科长工程。”同时,富阳的下一步将是对各个乡镇进行组团制改革。
“在县域经济层面,我们要进一步打破传统分工体系,彻底取消传统的政府副市长工作分工,也就是说,不设农业副市长、工业副市长等等,只明确有一正几副、多少个副市长来构成,变政府分工为政府统筹,变部门负责制为政府集中制。各位副市长兼任各专委会主任,全权负责该专委会,每个专委会完全代表政府立场,因此,每个专委会主任相当于一个市长,使副市长从‘大局长’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市长。”
研究者对富阳试验充满期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范亚峰分析说:“当前政治体制改革明显滞后经济发展,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在哪里?富阳地处沿海省份浙江,经济已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又是一个县级市。目前的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动力更可能是自下而上、从沿海到内地。正是在这一点上,富阳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2008年3月,正当徐文光组织同僚开会分析专委会运行一年的效果时,6名犯罪嫌疑人被富阳警方抓获归案后承认:2006年1月至5月,这6人共骗取国家大中型农业机械配置补助款20万元。他们行骗并成功的时间,正是专委会改革之前。徐文光拍手叫好:现在专委会制度下,不会再给他们空子钻了。
这成了富阳试验最近的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