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听说《人民日报》报道了湖北随州市的部门体制改革的经验，许多富阳的政府部门负责人，想去那里看一看。谁知道，很快他们自己也成了年初《人民日报》这一系列调查报道的主角。

　　一年前，富阳市在不改变原有机构设置以及人员编制的基础上，设立了13个专委会，“淡化部门概念，打破部门壁垒，探索部门间的一种协调配合机制”。

　　富阳的“专委会”模式创新，引发了全国性的关注。它的意义在于，没有进行部门撤并以及编制整合，而是采取了合纵连横和职能归并。

　　不做“加减法”，先做“乘除法”。富阳的做法，显然带来了更多的启发。它的背后，包含的理念是将统筹整合与现行的部门分工体系结合起来，初步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实现部门力量的集中使用。

　　“专委会”这种新的跨部门的协调机制，被认为“适合于在县域层次，解决本地的一些问题”。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表示，这有助于推进对县政体制改革创新的研究。

　　农民清楚明白2亿多支农资金 哪些能落到自己头上

　　农民吴红良正在掰着手指头，数着搬进新家的日子。

　　6户一幢的小楼，在镇中心的位置，每户人家楼上楼下有近200平方米，他将要入住的是一种新型的公寓化农居。房子已经基本建好，这两天正在安装铝合金门窗。按照计划，5月份就可以竣工。

　　这之前，吴红良已经在富阳市洞桥镇里仁村小坞自然村住了48年。那个村子位于一片狭长的沟谷地带，经专家认定，是地质灾害的高危区，需要整村搬迁。

　　农居公寓的造价，每户不超过11万元。而经过管理部门的测算，入住公寓的农户将可能获得6万-7万元不等的补助。

　　“因为地质灾害搬迁，每户有2万元的补助；符合高山移民政策，每人补助6000元；搬迁后若将原宅基地复垦，一亩地政府补助3万-3.5万元；还有农村饮用水建设、农村集中排污和环境整治方面的政策优惠……”洞桥镇的党委书记郭林平，把吴红良一家可能享受到的政策逐一数了个遍。

　　这意味着，此番重建家园，农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实惠。如果是在以前，郭林平心里也没有这么清楚。为了一个农口问题，他要找市里很多部门咨询政策，现在，一个城乡统筹委员会就能给他明白的解释。

　　分管农业的副市长王小丁，兼任富阳市城乡统筹委员会的主任后，对20多个组成部门摸了一遍底，发现全市涉农惠农的政策，大大小小有三十多条，涉及的配套资金达2.2亿元。

　　为此，城乡统筹委员会将涉农的职能重新进行了划分，从整合“三农”政策资源入手，把“大城乡、大统筹”的概念搭建起来，所有的支农补助，都由其统筹协调。

　　“规范高效的支农资金管理运行机制，要做到项目安排科学、投向重点突出，”王小丁说，“最直接的效果是，行政效率提高了，也增进了公共利益。”

　　曾经一边“买土”一边“埋土” 部门分工过细是全国性的问题

　　搬走之后，吴红良在小坞村原来的老房子，会统一规划进行宅基地复耕。在这片“生土”上，将覆盖一层“熟土”。因为这一点，吴红良不用太担心来年庄稼的收成。

　　新造耕地的表土层，农民叫它“生土”，而经过多年耕作而形成的土，农民叫它“熟土”。在富阳，用耕作土复垦宅基地，是一种创新的做法。既节省了宅基地复垦的成本，又提升了复垦地的质量。

　　“熟土”是一种稀缺的农业生产资源，而很多时候在征用农田建房子的时候，原先那些表面的耕土层会被直接用石渣埋掉。过去，富阳市的国土资源部门为了改善农田土质，每年花在“买土”上的钱，要近千万元。

　　这已经形成了一种怪圈：一边有人“买土”，一边有人“埋土”。

　　富阳市城乡统筹委员会成立后，它出面协调并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定建设部门在核发施工许可证时，就要求施工单位在填石渣前必须先把耕土层刨除，由建设局统一收集；国土资源局再将这些“熟土”覆盖在复垦地的表层；农业局负责测土配方。于是，这一次在建农居公寓之前，表层耕作土已经被统一收集起来。等到小坞村村民搬迁后，需要复垦老屋的宅基地时，便将先前收集好的耕作土运过去铺在上面。

　　第一批搬走的72户人家，原来的房子推倒后复耕，一下子就能多出45亩耕地。城乡统筹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算了一笔账，一年下来，利用回收的“熟土”，整个富阳复垦了农田1270亩。

　　洞桥镇的党委书记郭林平说，现在等着第二批搬迁的小坞村村民还有60多户。这个月，城乡统筹委员会会来镇上开一次现场协调会，他要做的就是把目前碰到的问题“打包”，趁这个机会抓紧向主任王小丁汇报。“以前要到市里跑五六天，找好几个部门才能协调的问题，现在常常一个上午就能拿出解决方案。”

　　“一个水保护的问题，就牵涉至少5个部门。水利部门管城区内河，建设部门管城市污水处理厂、城市污水管网，城管执法部门管城区三产服务业、农业部门负责家禽畜牧业污染源的监督管理，环保部门则管工业性污染源。”

　　因为没有一个牵头协调部门，职责不能落实。富阳市委书记徐文光曾经拿这个被戏称为“五龙治水”的例子，来说明现有的政府管理架构上的问题。

　　“部门设置过多，分工过细，这是富阳的问题，也是全国性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由此导致了很多的职能交叉、多头管理。

　　于是，“专委会”这种新的跨部门的协调机制，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认为“适合于在县域层次，解决本地的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