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解放日报》记者桑晋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剑于摄
“温州模式”的催生者
在“温州模式”公开出现在媒体之前，温州人在积极探索一条适宜温州发展的路子。而《解放日报》作为这个模式的催生者，当初参与报道的记者对此记忆犹新。
张也平(原《解放日报》国内新闻部主任)：
1985年，我和记者桑晋泉来到温州。此行的目的，是想报道温州对外开放面貌，所以在温州采访的第一个单位是温州市对外开放委员会办公室，后来又分别采访了当时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副市长方善足。
在与袁芳烈等领导的接触中，我感觉到他们更多探讨的是温州家庭工业和商品市场发展的情况，袁芳烈说，温州现在农村情况非常好，温州的特点是家庭工业、商品市场，个体经济已在国民经济中成为支柱。方善足也认为，温州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已经形成了许多小的专业市场，比较集中、影响大的就有10个。这些实实在在、为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特色，给了我们一个基本的采访方向，我们先后到了瑞安塘下镇、苍南宜山镇、乐清柳市镇，那种千家万户投入商品经济热潮的蓬蓬勃勃的景象，令我们十分感动和震惊。因为温州人所做的一切，在当时无一不是闯入“禁区”。
“温州模式”的出现，在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史上，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他孕育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最早胚胎，走出了一条城乡经济、治穷致富的新路子。这个模式的形成，《解放日报》尽管在言路上开了先河，但绝不是某个人的功劳，而是归集了温州人的胆略和智慧，而所有参与报道的人员，只是一个名词的催生者。
桑晋泉(原《解放日报》记者)：
在温州十多天的采访，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有正面的，反面的；歌颂的，贬斥的，很多内容可以公开报道，也可以作为内参。在为确定主题而犹豫不决时，当时温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运正告诉我们，最近一些经济学家考察温州，研讨温州现象，有的专家提出，温州发展经济的道路，是不是可以成为“温州模式”？这番话一下子让我们茅塞顿开。在“温州模式”之前，已经有了一个“苏南模式”，苏南经济是一种集体经济，产品主要为大工业配套服务，其口号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温州则是个体私有经济，产品以小商品为主，直接面对市场，更多地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存在很大的争议。
为了绕开“雷区”，在定稿时，我们在新闻导语的最后和评论的第一段里，用客观的语言加了一句“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为‘温州模式’”的话，并在标题中回避了“温州模式”这一名词。稿子写好后，当时的总编辑陈念云审阅了稿件，赞成把“温州模式”写到稿子里去，并很快签发。时任总编辑助理的周瑞金在安排版面时，决定上一版头条，领导的开明和勇敢，促成了“温州模式”在媒体上的公开见报。
“温州模式”的认同声音
“温州模式”提出后，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媒体记者开始大量关注温州，他们对“温州模式”寄予期许，同时也对“温州模式”的完善，提出弥足珍贵的意见和建议。
费孝通(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温州模式”的重要意义倒不在它发展了家庭工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民间自发的遍及全国的小商品大市场，直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无孔不入的流通网络。
董辅礽(著名经济学家)：
“温州模式”说到底，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的实践对促使人们转变观念，否定计划经济，接受和赞同发展市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温州模式”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的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结果，在利益的激励下，蕴藏在人们中的巨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会焕发出来，转化成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袁恩桢(上海市经济学会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顾问)：
“温州模式”的内涵是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促使农村致富。
陆立军(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现阶段的“温州模式”的本质规定，表现在所有制上，以家庭经营为农村致富的起点形式；在经济运行模式上，以初步的市场机制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在经济发展模式上，以系列小商品为主导，带动整个区域的商品经济发展。
史晋川(经济学博士、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温州模式”是通过大胆超前的局部经济体制改革所形成的一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其主要特点在于利用了体制外进行改革的先发优势，率先迅速地推动了私营化和市场化的进程，由此造成了一种区域性的经济体制。
对“温州模式”的寄望
“温州模式”经过实践与发展，逐步推广到全国并成为一种颇具活力的经济方式。但它在伴随温州经济社会一路前行时，始终争议声不断。特别是在近年，很多人对“温州模式”的存在价值以及是否过时等产生了异议，从而使“温州模式”接受新的挑战。
董辅礽：
“温州模式”是在温州经济一穷二白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在追求速度的同时，留下了许多难以避免的矛盾和问题。在中国加入WTO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到来，以及国内改革开放进程加快，中西部大开发的新的历史环境和形势下，“温州模式”及民营经济的局限性正在逐渐显露出来，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历史时期，“温州模式”及民营经济既要继承好的传统，更要创新和提升。“温州模式”要发展，必须突破三大障碍：一是要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二是要创新企业制度。三是要善于利用资本市场，实行资本经营。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
温州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是有竞争力的。温州让我得出结论：在一些地区，已经形成具有很强活力的中小企业群，只要我们采取措施，支持它们的发展并积极加以引导，很快就会在全国形成一些或大或小的“增长极”。他们的投资和扩张活动所创造的需求，将拉动自身生产的进一步扩张和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从而形成供给与需求相互拉动的良性循环局面。这样，国民经济这盘棋就能全局皆活，这正是我们要努力争取达到的。
对于温州的民营企业，我们应当鼓励和支持它们进行产业升级，努力做强做大，而不是把本土的中小企业挤走，换成外国的大的企业。政府应该努力给企业的技术和产品升级以创新的压力、动力和能力。我国的生产要素价格和外汇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的现象仍然广泛地存在，这扼杀了很多企业创新的动力；政府应当鼓励金融创新，活跃资本市场，使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有能力实现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张仁寿(杭州商学院副院长)：
温州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虽然存在着发展中的问题，但决不像外界所说的“温州经济衰落”、“温州模式正日暮途穷”那样悲观。“温州模式”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模式，它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现在，我国改革开放正在进入一个全新时期，各地的新经验层出不穷，温州也提出了要学全国的口号。这表明温州已经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还较低，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不高，政府服务质量和投资软环境差等，从而增加了进一步改革的新动力和压力。何况，温州老百姓这么务实、敢于创新，拥有丰富而较为特殊的人力资本，又有大量的货币资本积累；温州的各级地方政府也在转变认识观念，以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搞好软硬环境建设，力图在温州未来的发展中有更大的作为。这些因素加在一起，难道我们不应该对温州经济和“温州模式”的发展抱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