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锦城卫生服务中心向康锐大明的电脑平台发送了一份药品配送清单，共有83种，价值6万多元。

　　通过电脑查询可知，公司仓库里有72种药，尚有11种药没有。但是，其中6种可以用替代药，5种需要及时补充。

　　“我们是卫生服务中心的大药房，他们每种药都要得很少，但是每天都要很多种。”楼蕤赶快让工作人员与供应商联系进货。

　　看似康锐大明在这个平台上最为重要，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三方共管”的平台，康锐大明只负责物流配送。

　　根据协议，在采购环节，三家机构根据卫生服务中心的要求分别询价，低价、医保用药等优先。

　　针对换个药名就提价的现象，这个平台以药品通用名而非商品名报价。有些药品有几十个商品名，每种价格都不同，但其实质是一样的。

　　由于电子商务公司海虹本身就是做药品招标的，因此这家公司能提供几千家达标企业的产品，质量有保证、信息量大、选择余地大，为其他两方节约了大量精力。

　　购药的决定权还是在卫生服务中心。“压力很大。我选择的品种，医院和医生都要认可才行。这其间不仅要考虑药价，还要考虑用药习惯。如果要换药，得向医生作解释并建议他们试用。”金志红说，通过这个平台，可以通用名为基础，将高价药换成低价药。“替换品种达到50%以上，医院的利润可以翻番。到2007年底，医保品种达到八成以上。”

　　但在具体选择上，尽量不选择大医院的招标品种，因为根据经验，招标品种利润空间小。

　　即使在效益提高的2007年，锦城卫生服务中心还是为患者让利9.6%。“减轻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压力。”临安市卫生局副局长杨建林说，如果没有第三方监管，医疗市场无法规范，不可能健康发展。

　　而如何监管，涉及到政府定位。临安现有模式解决的是药品成本问题，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只对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如果再能辅之以医疗保险机构对医疗成本的控制，政府将会比较超然地行使行业管理之职，而不必介入采购等具体业务。

　　“政府没必要直接介入，市场手段可用于公益事业管理。只要规则明确，监管成效会比政府直接介入好得多。”楼蕤说。

　　杨建林也认为现代商业手段可以用于公益事业管理。像卖药的康锐大明和平台的提供者海虹电子商务，与药价完全无关，对药价在乎的只有卫生服务中心。如此一来，药品的流通成本被严重压缩，“医药代表都不来了”。

　　在现有政府投入的体制下，如果单纯要求卫生服务中心降低药价，会影响到这些医疗机构的生存，“看病贵的实质是现在的医疗保险制度尚不完善。”杨建林说，在这个问题解决前，临安模式也就是一个过渡方案。

　　这个方案预留了衔接新医改方案的口子。患者个人没有专业能力监督医疗机构，但治疗是否合理，成本是否太高，药监局、医疗保险机构是可以监督的。如果全民医保铺开，则这个“三方共管”平台上的压价主体可以转换为医疗保险机构，替代目前的医疗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