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民工张立群：全家住在劳动力市场

　　杭州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门口，45岁的张立群挑了块阴凉地，铺了张塑料布，默默地坐在那里，等待着进去找工作的老婆。在他身边，18岁的女儿疲惫地挤坐在一个手提箱包上，看守着身后的行李。

　　为了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他们已经在服务中心门口住了一个星期。

　　面庞黝黑的张立群是安徽黄山人。两年前，带着全家人一起来到萧山打工。因为没有什么技术，张立群和老婆找了一份在制香厂的工作，女儿有空来帮忙。虽是做小工，事情却不少。每天凌晨1点，就得起床干活，一直要做到下午四五点。

　　每个月的报酬是按照干活的多少算的，做一根1米2长的香可以拿1角多。不过，这是份看天吃饭的活儿，要是遇上天公不作美正好下雨，那一天就没活干。

　　夫妻两个干活很勤快，一个月下来，可以拿到2000多元。长期在阳光下暴晒工作，使得张立群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老得多。

　　“两年来，物价涨了又涨，但是我们的工资却没变过，日子越来越难过啊！”张立群清楚地记得，刚到萧山的时候，最好的猪肉才5块钱一斤，现在已经涨到了18块。

　　涨价后，张立群每天都得算计着过日子，夫妻俩每个月总共两千多的收入光花在吃饭上面就要一千多，再加上水电费、通讯费，杂七杂八的费用加起来基本就没剩下多少了，一年到头几乎没攒下什么钱。

　　今年6月底，张立群一家无奈地炒了老板的“鱿鱼”，他们打算找一份工资更高的工作。听其他老乡说，温州企业多，张立群决定带着家人去碰碰运气。

　　到了温州才知道，那里的工作也并不好找。张立群说，自己吃亏就吃亏在没文化，做起活来手脚也慢。再加上今年很多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招工的要求高了不少。工作强度大，钱就更加难赚了。“我在龙湾的几家文具厂做了两三天，负责包装量角器、圆规这些文具。一天才赚了15块钱，刚够一个人一天的饭钱。”

　　没有工作，张立群觉得花钱如流水。早饭两个面饼3块钱，中午和晚上都是5块钱的盒饭。一天光吃的开销，三个人就要四十块钱。“算上车费等，在温州这几天都快把老本花光了，哪还待得住啊？”

　　在温州赚钱的梦想破灭了，看着日渐干瘪的钱包，张立群又回到了杭州，想碰碰运气。他不再祈求什么，只希望找个能包吃住的工作，减少开销。

　　张立群很疼爱自己的女儿，舍不得她跑出去找工作，就让女儿看管着行李，这是眼下一家人唯一的财物。

　　在服务中心门口“安家”之前，张立群就没有考虑要去租房子。“这附近最便宜的房子都要五六百一个月，再远一点，九堡那里，也要两三百一个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工作，就这样交一个月房租，不合算。”

　　附近小区里也有按天出租房子的，一个人一天10—15元。“三个人住最少也要30块钱，够我们吃一天了。”张立群思来想去，还是舍不得住。

　　每天，夫妻两个轮流进去找工作。一到傍晚5点，夫妻两个就把行李从传达室的屋檐下，搬到服务中心门口的人行道上。太阳刚下山，张立群坐在摊开的席子上，有点灼热。身上的汗水已经洇湿了衣服，他跑到对面加油站的水龙头前，随手抹了一把脸。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挺好的，我们住在这里的这几天，都是到这里洗脸、刷牙，还冲个澡，他们都没怎么说。”张立群说，现在身边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这工作却还没着落，他着急啊。

　　“老婆今天又去九堡那里一个小工厂见了工，工钱谈不拢。我们希望老板包吃包住，另外再给我们每人每月1000块钱工资。可是老板不肯，说每个月给我们900块钱工资。”张立群算过，这样的工资，他们每个月除了花销，根本存不下什么钱。他思量着，如果过几天再找不到称心的工作，就打算先回老家一趟，等过了这个用工的淡季，再回来继续找工作。

　　高物价给民工带来的影响很直接：在城里吃的住的都涨价了，工资却不见涨，每个月从牙缝里抠出来能寄回家的钱变少了；如今很多企业日子也不好过，眼下的这份工不知道能干到什么时候？明天的饭碗在哪里？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陈诗达表示了他的担忧：高成本的城市生活，使农民工要求增加收入的呼声很高，但是作为低成本劳动密集型企业，本身生存就比较困难，要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更吃不消，企业处于两难境地。一旦企业破产或倒闭，大量的农民工无处可去，将威胁一个城市的安全。

　　杭州市在去年9月1日出台了《关于补发农民合同制职工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的通告》，农民合同制职工在杭州市区(不含萧山、余杭区)享受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的标准由原来的210元/月调整为272元/月。

　　陈院长说，给农民工增加补贴金是很必要的。农民工这一两年收入有所增加，却跟不上物价上涨水平。从长远来讲，只有保障农民工就业水平，并保障他们的收入持续增长，想办法留住民工，才是政府部门对城乡统筹规划的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