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受儒学滋润的龙游商帮
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培育与成长，水陆交通畅达，商品流通日趋频繁，城镇蓬勃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加决加大，为数不少的商人参与商品交换。至明中叶隆万间，呈现了一派经济繁荣景象，商人群体化并参与商业活动，其著者有徽商、晋商、洞庭商、江右商、龙游商，至清又有陕商、山东商、广东商、福建商、宁波商，这就是明清十大商帮。
明中叶至晚清，徽商以经营茶木盐典著名，而晋商以经营边贸、票号为主业，洞庭、江右商则参与大江南北的日常商业活动，崛起于浙江中西部的龙游商则挺进中国西部从事于边陲屯垦业。这几支商业劲旅肩负起国内市场上的商品流通任务。隆万间就有“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遍地龙游”三句谚语，表示了这几支商业队伍的活动能量。
龙游商帮是以龙游商人为主体的街商集团，融入了街府其它四县及近邻的绍兴、金华府县的一些商人，这个商人群体早在明成化间已远赴云南姚安等地从事屯垦。它与其它商帮相比，最大特色如同徽商，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比较重视儒学文化，特别是将儒家伦理道德贯注到商业经营中，或者简言之在诸多商帮中惟独徽商和龙游商最重视儒学，其中亦多有儒商。
商帮在明清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曾起过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吴承明教授所断言:“我以为，在16世纪中国已有了现代化的因子或萌芽，标志是大商帮的兴起，十大商帮有五个兴于16世纪。”商帮在推动社会演进，促进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萌芽中，他们贡献是不可低估的，吴先生把商帮的兴起称之为现代化的因子是很有道理的。龙游商帮就是活跃于中国16世纪的五大商帮之一。
衢州、龙游地处浙赣皖闽交错之地，交通方便，素有“八省通街”之称，“西通百越，东达两京。”阮元称“东南孔道。”高英说是“八省通衢。”宋人蔡元定就说:“入江之滨，乃衢龙要冲之地，水择当其南，马释当其北，东连严睦，西引信闽。行人往来循绳络绎威力咸经于此:”据明清商程书记载有多条路程通往龙游。境内有毅仁释、亭步水马释配置。又有水安铺、湖头铺、阳坑铺、福地铺、高敬铺、乌头铺等。龙游是古代通往赣楚湖广等内地的根道盐道。这是产生龙游商帮的客观观条件之一，明人徐复初说:“邑当孔道，舟车所至，商货所通，纷总填溢。”万廷谦说:“龙邱，浙衢胜壤，水陆辐辏。”另一方面，龙游地贫，经商为谋生重要的出路。王世贞说:“龙游皆薄，不能无贾游。”当地人也说:“龙游地瘠硗，罕蓄聚，必贾游乃资生。”这点倒很象徽商，徽州“多山少田，民逐末利。”从地理和经济生活的角度来分析龙游之多商乃势所必然。
从历史上看至迟在明成弘间，龙游人已多有从商之俗，“浙水之南务耕稼，以北尚行商。”“水南居民颇业耕种，水北多贾，航海梯山，仓凛之虚，职此故耳。”“商贾偏天涯海角，资财颇饶。”涂杰在《建龙游城记》:“龙游，街之要邑也，其民庶饶，喜商贾。”万历时知县万廷谦在《申明乡约保甲条规》说:“龙丘之民，往往半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万历《龙游县志》记:“贾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滇蜀，万里视若比舍，谚曰遍地龙游。”(卷五《风俗》)“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至清代龙游经商人数有增无减，“北乡之民，率多行贾四方，其家居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
龙游商帮是一个庞大商业集团，其经营行业有珠宝古董文物业，造纸业，印书贩书业，米竹木茶油漆等粮食山货业，药材业，丝绸棉布业，屯垦业，海外贸易等。珠宝业就涉及海外贸易，因为经营珠宝，一必须有较高文化知识，有鉴赏的能力;二需有较多的资金投人;三需有交际能力，与上层社会有密切联系。上述三点非一般商人所能胜任，龙游商人能跻身于此，表明他们的自身素养。此外，贩运珠宝文物还须有防身、保护安全的能力，正如王士性所说:“龙游善贾，其所贾多明珠、翠羽、宝石、猫眼类较(软)物。千金之货，只一身自赍京师，败絮、僧鞋、蒙茸、槛楼、假痈、巨疽、膏药内皆金珠所藏，人无知者。异哉!贾也。”童纶就是相冈童氏家族中的一位成功的珠宝商。“公讳纶，字谷泉，幼有大志，异于群儿。……早岁随父之京都，抵宣府，挟宝货过关津，往来无失者盖二十余年。”童巨川更是一位大珠宝商，“嘉靖初，与弟随舅氏同往都城市珠及珍宝，宣府大同贸易边庭。……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濲弟价更相往来垂二十余年，遂成大贾。治产营室恢宏先绪盖十倍之，厥后子若侄嗣其业，资利益饶。”其弟“字盛川，身言信行如其兄，而应务接人之填密和厚则又过焉。……一其往大同宣府也，去则精金珠玉，来则盐引茶封，动有巨万之资，皆卷束于怀袖舟车鞍马之上，萧然若贫旅而无慢藏之海，是以履险若夷居，积致富俨若陶朱，性儒雅，所交游者皆士大夫。弘治已酉年(1489)八月廿六日酉时生，嘉靖丙辰年(1556)七月二十二日末时终，寿六十有六。”从童勘川的经商实例来看，他是一位经商能手，不但善于盖藏而不露富，历险而居安，有儒者风，善交儒生士大夫者流，且善于经营，兼做双程生意(珠宝、盐茶)，待人接物，填密和厚，是个大边贸珠宝盐茶商，累资“巨万”。桐冈童氏家族如盛川的大富商为数不少，该宗谱多有详细记载。而他们的成功多得益于有文化教养和儒学的涵养，为明清颇具儒者风的良商善贾。
由于龙游商帮所经营的主要行业需具有较高文化素养，这就需取益于儒学，使龙游商帮与儒学发生密切的关联，学习儒学就成为职业的训练。而衙州、龙游本就是儒学渊蔽，孔氏(府)南宗，东南邹鲁文化精华已遍及民间，龙游商帮成长、培育于此环境，它的经商活动必然会和儒学有着内在、自然的关联，择其要者有以下几个方面:
1、义举利得
儒家素重义，“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卫灵公》)义和利是一对矛盾，儒家遵循“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反对见利忘义，应是“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因为“义者，宜也”。《中庸》)时于义或利的取舍，是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不能将两者对立起来，在义的前提下可以取得利，如徽商“利缘义取”，“以义制利”。龙游商人很注重义利合理处置。毛文瑛“挟资商游闽广间，刻厉奋发，不数年，资遂饶裕，撅厚恒商于广。公虽以营利植生，终不以利掩义，故所为多义事，广滨大海，其支港有新会平墟，潮生水弥漫不可渡，潮落泥淖褥没腰股，俗趋墟多妇人女碑，往往沦蛋溺，公见侧然兴暖，为建石桥若干石共济人，今德之名为浙江桥，以公为浙人，故尔正德壬申(1512)公度庚岭回浙，适有小童负货附舟回清江，及虔暴病卒，公为买棺以险，至清江伴小童其丧，与货给还其父母，其父母感且泣，愿以其货之半以报公，公一无所取而还。……嘉靖丙戍(1526)商游维扬间，值岁饥，出婚钱数百以济丐者，时同舍商窃公之藏寻获焉，或语公溢其失数告于官，可得赔偿。公云彼以乏资偶尔行窃，责以赔偿不可，必得或至3命，予以忍人，盖义之。”这是一个龙游商人在义利面前正确选择，其建桥买棺险童，贩饥济丐，宽容偶犯窃失足者，这些行为都是贯串着一个“义”字，这就是遵循儒学以义为上的理念。
2、诚信
经商是直接关系到买与卖双方利益的行为，虚假框骗，贱买贵卖以牟厚利是司空见惯的行为，商业是从流通领域中赚钱的行为，商人多以赢利为目的，俗曰无商不奸。马克思说;“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也就是说，不是等价交换。”恩格斯说:“商业所产生的第一个后果就是互不信任以及为这种互不信任辩护，采取不道德的手法来达到不道德的目的……总而言之，商业就是一种合法的欺作”但是儒学倡导诚信，认为诚是天道人道，是至高无上的为人本性。《礼祀·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信要贯彻始终，“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如果失去诚信就会一切偏离人生轨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輼，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诚信对立面是“虚作”。诚就是真实，朱嘉曰:“诚者，真是无妄之谓。”(《中庸注》)孔颖达:“诚，谓诚信也。伪谓虚作也。言显著诚信，退去作伪，是礼之常也。”诚和信在哲学或伦理范畴而言严格说略有区别，诚是本体，信是外延。孔子有时就把诚信合在一起。《礼记·祭统》:“致其诚信与其忠敬”。《苟子·不苟》:“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故许慎《说文解字》就将诚与信互释，诚即信，信即诚。追至明清，王夫之则日:“诚者，天之道，阴阳有实之谓诚。”(《太和篇》)在儒家理念中诚信是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准则，也是为人之道。“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在经商活动中要以诚信体现良好的人际，以诚信维护买卖双方的利益。
诚信体现在商业活动中要注重真实，不造假，不以次充好，不缺斤短两，老少无欺，不二价，力求质量上乘，价格合理。龙游商人傅家来三代造纸，坚持纸品质量第一，纸张均匀又薄，白净坚韧，在纸件上一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信，以示对质量负责。余恩嵘晚年辞官回里创办滋福堂药号，聘请兰溪名医姜本耕任经理，凡所制片、丸、膏、丹都要经过严格监制，求药性稳定，药品良好，对病家负责。这些都体现龙游商人在经商中诚信的准则。
3、重然诺，守信用
在商业活动中信用是很重要的，重然诺是诚信的外延。在未迸入契约社会前，口头或书面的信用(合同)实已具有契约的意义。龙游商人胡筱渔，他经营姜盖大棉布店，格守信用，有很高的信誉，誉为“金衢严三府第一家”。胡筱渔以诚实守信来要求每一员工，坚持薄利多销，童叟无欺的原则，在交易中使用硬通货——银元，防止有假，特聘了三名验银工，凡经检验后加印“姜益大”硬印记，以示信用并对顾客负责一次，胡向海宁布庄订购了7500匹石门布，价值达6万银元，卖方在运货中遭劫，这本是卖方之事，海宁布庄即派经销人员高梦根来处理此事，主动提出赔偿，而胡筱渔重然诺，既已达成交易，就要自己负责，不要卖方赔偿，当即又支付海宁布庄6万银元的布款而再次订购。海宁布庄很受感动，双方互让，结成良好关系，胡筱渔的姜益大布店在海宁等地获得很好信誉，后来当发生货源紧张时，海宁布庄都全力支持姜益大，使姜益大布店度过难关而生意兴隆。
信誉第一，格守诚信的原则是龙游商成功的根本保证，他们对商人从小就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如叙仁毛氏宗谱》卷一《条规》;“工百技艺各宜量才量力为之，切勿图高射利，务要勤谨经营，至于极小生涯亦可度日，惟在有恒，兼而忍耐，则业精而家道成矣。平生须要诚实，交易务在公平，与肩挑贸贩毋占便宜，不可弄计过取他物。”
4,好善乐施，宽容待人
好善乐施，宽容待人都属予道德范畴的“仁”，而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伦理的最高准则。仁在儒学中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的字义，孔子对它的诠释具有不规定性，在不同场合或对不同人群，就有不同的解释，如训为“爱人”(《颜渊》)。仲弓问仁，子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卷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中庸》:“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孟子曰:“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许慎《说文》:“仁，亲也，从人，从二。”总之“仁”有许许多多的解释，归根结抵是一个维持人际关系的基石。在经商活动中是对他人的宽容，具有兼容性，对财富的归属似应不完全归为个人所有，还应对社会有所回报，对弱势(贫苦)人群有恻隐之心，给予必要的帮助。
龙游商人，聚积了财富之后，慷慨解囊，为社会做慈善事业，如纸商傅元龙，“生平于地方事业颇能尽力，建凤梧书院，修通驷桥，明伦堂，鸡鸣塔，诸役咸与焉。”林巨伦“性好行善，尤喜筑造石桥，其大者如石虹、塘寺、马戍、西凉亭、竹溪诸桥，皆其独力建者也。……其他善举亦乐输将，一县称善人焉。”此四桥高约8.3米，长约16.6米，宽约5.3米，耗资巨万，林巨伦乐而建之，以利乡人通行。
在商业竞争中，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排他性，而龙游商帮多能本着公平合理共同经营的理念，兼容其它籍商人进入商帮，并能融洽相处。在衢州或龙游就有徽闽赣等籍商人的融入，如徽商程廷柱于康熙间率三个兄弟来浙经商，他们“创立龙游典业、田庄，金华兰溪两处盐务，游埠店业，吾乡丰口盐业:”凌仲礼，歙县人，“少随父游之龙游，”“名大噪江湖间。”闽商池明英，“明崇帧间贸易来县遂卜居。”董静斋，“其祖自闽之上杭贸易龙游。”江右商康家中，康熙间“偕其弟经商来县，遂卜居。”在龙游外籍商人为数甚众，据氏族志不完全统计，从外地徒入者至少有83姓430族，其中不少为从商者，他们长期寓居于龙游，很快就融人龙游土著社会。
龙游商人在经商中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以仁为出发点，宽容、平和、诚实、好善乐施，如胡筱渔经营姜益大时，他对店中职工十分关爱，职工中年长者以叔伯相称，平辈者以兄弟晚辈以弟侄相称，年终以发“红利压岁钱”，给职工以示关怀。过年还赏给每一职工一匹布为代价的奖励金。余氏滋福堂亦如此，给年老退休店员每月汇寄退休金。如此融洽的氛围是有利于调动职工店员的积极性，这都体现龙游商人的儒学涵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