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龙游商帮的活动推进了儒学的发展

　　在儒学滋润下成长起来的龙游商帮，在明清时期活跃于国内外商坛上，成为“无远弗届”的“天涯贾客”，它率先走向中国西部大开发，在滇缅边界从事屯垦业，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它深受儒学的陶冶，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又多与文教事业有密切关系，推进了儒学发展。

　　龙游商人就地取材，以竹类造纸，纸张是印书的材料，是传播儒学文化的载体。衢府各县皆以产纸著名，陆容说:“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衢之常山，开化等县人，以造纸为业。其造法，采猪皮蒸过，劈去粗质，棒石灰，浸渍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复蒸之。灌去泥沙，曝硒经旬，春烂水漂，入胡桃等药，以竹丝帘承之。侯其凝结，掀置白上，以火干之。白者，又砖板制为案桌状，污以石灰，而屠火其下也。”虽然制纸手续繁多，但所制之纸质地坚白，为印书之上等材料，深得印书家的青睬。余文台就说衢纸质佳，“开化县有连三连四纸亦佳，只要白厚无粉者为妙。”常山县有榜纸。陶承庆也记有江山开化盛产石砚藤纸。

　　龙游商帮又多从事刻书印书贩书，这就是传播儒学文化的直接活动。他们精于校摊刻印好书，力求精良，如龙游余氏在江苏太仓娄县开书肆，延揽一批学者参与校勘考证，所印之书深得士子学人的欢迎厂“清初，龙游余氏开书肆于娄(县)，刊读本四书字画无伪，远近购买。是时，吾州学究金绩号雪泉，主其家，实校雠之。”郑承禧就说由于龙游刻书家精于儒学，非一般书商，故所刻多为上乘之书，“余好古书，往者尝得徐侍郎安贞，杨盈川令炯两公文集而读之，其书均非原本，盖龙邱子鸣童公佩之所手辑，而高淳柳公邦宪刻，街属吏锓之者也。童公子鸣事不见于史，弇州王元美世贞曾为之传，长洲王百濲穉登亦为之序其集也。……而后世人翕然称之。童公不以仕宦显，少从其父习书贾，往来吴越间，所交多名士，以其流览既富，尤工考证书画、金石、彝敦之属，故人亦乐与之游也。”衢州龙游为明清刻印书重要基地之一，明代除杭州外，全省有11家著名刻书坊，嘉兴宁波台州仅各占一家，而衢州就有七家，加上龙游童佩一家，合占8家。胡应麟说:“越中刻本亦希，而其中地适东南之会，文献之衷，三吴七闽典籍萃焉。谱贾多武林，龙丘巧于垄断，每瞷家有储蓄而子姓不才者以求钩致，或就其家猎取之。

　　贩书当然是传播儒文化的商业事业，龙游所刻之书经书商之手贩销于大江南北闽粤大地。如童富“早历艰辛，熟谙世故，以肖于人之产未复晓夜经营，为书贾往来闺粤吴中贸迁，有无所获之息，可给数口，故产虽微而家不乏，及有子克家更傲舍上海，大肆铺张多财善遂致殷富，为人坦夷朴茂，乐善好施，损人便已之事虽小不为，济困扶危之举虽费不屑，湖海之士多啧啧称之。晚年归休田园，日与族之年齿相若者接杯谈笑以为乐，寿八十五而终”。这位商人童富不仅以传播儒文化为终生职业，并且以自己的“好善乐施”的义举之实际行动展现儒学核心“仁”的深刻涵义，此亦足以说明龙游商人在传播儒学文化中的贡献。

　　龙游商人在全国各地经商的成功，他们把财富返回家乡，把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如开矿办工场等)，推进了经济社会前进的步履，在经济史上是一件大事。扩拓了商业资本的发展道路，在整合和配置社会资源上起了巨大作用。如对中国西部的开发(云南屯垦业)就是将商业资本转向扩大再生产，这正是龙游商帮远胜同时代其他商帮的高明之处，超前远走了一步。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学文化的教化作用。还需注意到龙游商人将财富返回家乡，除了修桥造路等慈善事业外，已着意于发展地方文教事业，兴教办学，造就了一批儒生士子，以宏扬儒学。许多富商子弟有了经济的支撑，专心安心于求学，如上述童进的“补博士子弟员”就是一例。又如高阶余氏、桐冈童氏、纸商傅氏、林氏诸氏族子弟，不乏儒士辈出。傅元龙承父业造纸之余，“专意读书”，有诗集《雪香斋稿》书，宗董其昌，生平于地方事业颇能尽力，建凤梧书院。”其子傅文错，“创办中和两等小学校，擘画经营二十年无懈色。”这正如清代一位学者沈圭所云，社会前进，不是只有儒生子弟才可承袭父业成儒生，它必须有财力支持才可专心于攻儒，所以也只有富商巨贾子弟成为儒生。沈圭说:“仕者既与小民争利，未仕者又必先有农桑之业，方得给朝夕，以专事进取，于是货殖之势益急，商贾之事益重，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身通显。是故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土，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这段话说的合情合理并十分精辟。至明清商人子弟成为儒生已成社会潮流，龙游商人子弟中培养了一批儒子学人也是情理中的实情可见商人经商成功不仅本人可以做到亦贾亦儒，也可培养子弟成为儒生，成为儒学的传承者。

　　结语

　　在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引力下，明清江南经济社会文化有突飞猛进的发展，遂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担负着全国财政的主要来源。早在唐，韩愈就说:“赋役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五”〔宋苏轼就说:“两浙之富，国用所恃”入明，“东南固天下财赋之源。”顾炎武说“东南财赋半天下，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半东南。”浙江更是江南中最繁荣地域。孔氏随驾南迁至衢州，建立了孔氏(府)南宗，遂成为东南儒学重镇。经济与文化的交融，更能推进浙江经济社会人文的发展。

　　浙江临(太)湖濒海，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特有文化氛围，明代著名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就将浙江十一府分为三种类型的人文环境，这如同《史记·货殖列传》从地理环境叙述进而论述人文民风一样有着深刻的见地。王士性说:“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邱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二)泽国之民，舟挥为居，百货所聚，阁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山谷之民，……喜习俭素;……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宁绍“竞贾贩锥刀之利，人大半食于外。”浙省素有重商传统，这固得益濒海水陆交通两便与丰富的物产有关。宁绍商、衢商(龙游商为主体)，温商这三支商业劲旅就是在历史上形成并成为浙商中坚。

　　还里更应注意到儒学对历史上浙商的潜移默化教化作用。自南宋以来，浙东学派从儒学发展中超脱了纯理性的困境，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走向实际，反对空谈性命，主张贴近社会的经世致用。叶适就说:“必弥纶以通世变”。主张儒学应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他又说:“物之推移，世之迁革，流行变化，不常其所，此天地之至数也。”这充满唯物而辩证思想的发展观，与社会现实接触定会成为无穷力量。他使儒学世俗化，在对待工商观念上，排除贱商陋习，反对抽象“贵义贱利”、“重本抑末”，认为只有发展商业才能促进社会发展。何炳松肯定浙东学派在近代化中的意义，他说:“浙东学派在我国近代史上实在是很有光彩的一个学派。因为这一派学者大都是史学家，讲究经济，最切实用。”在浙东学派的儒学影响下，浙商得以在理念上有了新的演进，浙商得以长足发展，并在儒学崇仁重义重诚信等儒学精义指引下，规范自己的经商行为，将儒学基本准则融进商业经营管理和经商理念中，使自己儒化，亦贾亦儒。从历史上看浙商二支主流(龙游、宁波)都注重自身的儒化，亦即使自身在儒学教化中成长。这就说明了思想文化和经济发展有着内在的互动关系，先进的思想文化必定会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也会推进思想文化的发展，这是辩证的关系。恩格斯认为“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这是第二性的作用。”新的先进思想当然产生于一定经济社会中，是反映着经济社会的变迁；反过来新的先进思想也可先于经济社会面产生，这就靠先进的思想家的前瞻性。一旦新的先进思想产生了，必然会促进或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就是科学的理论，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叛乱。列宁指出：“新的社会思想和理论，只有在物质生活的发展向社会提出新的任务以后，才会产生。可是，一经产生，它们就会成为促进解决社会物质生活的发展所提出的新任务，促进社会前进的最重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坚持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诠释自宋元以来浙江经济的发展与浙东学派的关联，特别是明清以来浙商的发展与儒学文化的关联，自然会接受这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就很容易解开明清以来浙东学派的传统走向实际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力量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曾说：只有当学者自觉或不知觉的站在唯物论的基础上时，才能对历史过程作出科学的解释。“这些都应成为我们认识明清以来浙商与儒学文化的互动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必须承认先进思想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意义。我认为这样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科学的，也就是说明清以来浙商在全国举足轻重的作用多益于会堂文化的熏陶和教化，浙东学派的生命力也即在此，已能动地推动经济社会文化的世界在不断前进。

　　明清时期儒学的发展已摆脱了贱商的偏见，从社会现实中认识到商业的作用和意义，如明代浙人朱国桢说：“农商为国根本，民之命脉。”李梦阳说：“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明万历六年浙人胡有更深刻地论述商业商人的作用，“四民固最次商，此在古民鲜而用简则然，世日降而民日众，风日开而用日繁，必有无相通而民用有所资，匪商能坐改科？”浙商正是在明清当代思想家的先进思想指导下，进入中国十大商帮的行列。温商：“其货纤靡，其人多贾。”“握徽资以自营殖。”

　　龙游商在明万时已“遍地龙游。”宁绍商虽鼎盛于康熙二十三年开海禁之后，“至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僵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他们审时度势，勇于开拓，长袖善舞，走向世界，至今不衰的宁波帮活跃于国内外。浙商在成功多利益于儒学文化的教化，这一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了思想文化(在明清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一历史经验随着时代步伐前进应更得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