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夺杭州“第一女仆”称号

　　5月16日，浙江杭州首届女仆大赛在杭州复兴创意园内举行，18位经过选拔进入决赛的选手，身穿自己设计的“女仆”装，进行叠床单、做寿司、托盘子、才艺表演等项目的比赛来争夺杭州“第一女仆”称号。（5月17日《中国新闻网》）

　　对此，很多人可能会反感、批判，说这是“仆人文化”、“奴性教育”等等，但笔者却并不这样认为。其实，劳动并没有贵贱之分，所谓的“女仆”，能够从旧有的“低贱”、“侍候人”、“低人一等”、“忍气吞声”之类的文化定性，一下子跳到公众的视野之前来，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女仆大赛”背后的文化障碍。

　　文革以后，以斗争哲学和阶级意识为底色的“人人当家作主”的意识成为文化断裂后的一种新的文化。在一个“主人意识”普遍流行的社会里，“仆人意识”是一种早已灭绝的意识，服务意识当然也随之而成为一种稀缺到让人不感到稀缺的意识，这也就是公众如此反感“仆”的根本原因。

　　可是，“仆人伦理”本身也具有进步意义。实践证明，“主人意识”，其实是一种单向的、追求“单赢”的霸王意识。相反，仆人意识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追求共赢的意识。正如哲学家康德说的，德性和能力是我们所有人内心最终依凭的标准。如果你的仆人具备优异的品格和能力，你可以剥夺他的一切，但你无法剥夺他的德性和能力，你可以命令他在你面前躬身低头，但在此之前你在内心早已让他低下了头。其实这就是一种“仆人伦理”：顺从和退让中不全是懦弱，卑微中不全是低贱，服侍并非单方面的付出。

　　“主人意识”泛滥，让“顺从”、“服侍”成为一种负面价值，主人意识演变成一种崇尚威权的霸王意识。这是仆人意识的对立面。它以自己被多少人服务而不是自己能为多少人服务来衡量自身的价值，在多少人服从于自己而不是自己为多少人创造价值中感受成就和荣耀。在现代社会里，这种意识表现为对所谓“狼性文化”、“主观意识”之类的极度推崇，这种简陋的价值观也正是我们社会转型时期的巨大的文化障碍。

　　比如说，一些国家公务员，不是想着为群众办实事提供更多的服务，反而想着要占着权力多捞好处；又比如说面对一些垄断行业，公众在问“银行业利润全球第一，服务第几？”；还比如说一些制造行业，只顾自己强推产品，却不顾消费者的实际感受，售后服务产，金融危机一来，就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等等。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各行各业，都应该多些仆人意识，这并没有任何不好。克服从“主人意识”到“仆人意识”转变的文化障碍，将狭义的“仆”扩展到广义的“仆”，这就是“女仆大赛”的背后，公众真正应该关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