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要去北京,我爷爷只给他一块钱
大伯在师范读书的这些日子,是新思想、新文化迅速传播的日子。
1919年初,大伯已经下了决心,离开家乡,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这一年,大伯在家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寒假,准备返回杭州时,我的另外一个伯伯俞寿乔来送他。
临走时,大伯回过头来对弟弟寿乔说:“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的时候,再回来。”
这一走,就是二十年,直到1939年遇害,大伯再也没有能回到家乡。
回到杭州,在当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之后,大伯领导了杭州的学生运动。
这年秋天,一师的进步学生还创办了一份周刊《浙江新潮》,大家一致推选大伯担任主编。编辑部就设在如今的杭州平海路上,当时,那里叫做平海街。
不过,当时的政府很快下令,要取缔《浙江新潮》,禁止印刷、邮寄。并要求开除那些学生。
大伯等人不能继续留在学校了,他只有出走。
年底,北京的进步青年组织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大伯在报上看到这一消息,真是欣喜若狂,立刻去信报了名。
临行前,大伯才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写了一封信,要求支援点路费。
信的开头,他称父亲为“韵琴同志”。父亲对这一称呼既陌生又生气,只汇了一块钱去,回信告诉他说,四万万同胞都是你的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一块钱,岂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大伯没气馁,后来在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千里迢迢赶赴北京,加入了互助团,他的介绍人,是陈独秀。
1920年,大伯在忙碌中度过,他后来到了上海,先是参加了由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又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参与《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宣言》等的制定工作;8月,他受上海党小组的委派,负责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
到1922年5月,大伯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兼经济部主任。9月,出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
斯大林拍板,大伯和军阀的妹妹结婚
自从离家以后,大伯就一直为革命奔波,没有结婚,直到他37岁那年,在新疆天山脚下,遇上了一个女子。
原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控制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为了笼络人心,巩固自己在新疆的地位,积极寻找靠山,他表态拥护苏联,频频向斯大林献殷勤,还说要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被他的“革命言语”打动。于是,当时在苏联的一批中国同志接受苏共中央的指派,来到了新疆。大伯就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他还成为盛世才的家庭教师。
也正因此,大伯和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多有接触。
伯母当时只有16岁,在中学念书,也是个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这样,两个人见面闲聊的机会便多了起来。
两个年轻男女,由于志同道合,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一次,伯母在她的课本中发现了一张照片,凝眸一看,原来是大伯的,翻过照片一看,后面写着:“31年苏联留学时摄于宿舍,送给我唯一心爱的同妹,愿在愁苦中和你一道过活。你的松。”
接着,大伯大胆地发起了爱情攻势,求婚。伯母被感动了,终于接受了这份感情。
因为大伯的特殊身份,他和伯母的结合,还需要苏共的批准。
对于这桩婚事,斯大林亲自过问,很快批准了两人的婚事,先送了一箱衣物作为贺礼。
1936年7月,婚礼隆重举行,当时在新疆的苏联领事馆为了庆祝两人结婚,还特设筵席,举办舞会。
在大伯结婚一周年时,苏联领事馆又送来了斯大林赠送的另外一件礼物——一架照相机,伯父和伯母就用相机记下了难忘的瞬间。
大伯冤死伯母辗转回到诸暨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1937年年底,大伯突然以参与“阴谋暴动案”的罪名被逮捕,不久之后,又被送到了苏联,他被诬陷犯了两大“罪状”:一是新疆省城暴动的参加者;二是所谓的托洛斯基派的领导者。
大伯悲愤之极,申辩却没有用,最终被冤杀,年仅40岁。
让人感动的是伯母,就在大伯被押往苏联后,伯母与盛世才彻底决裂,断绝了兄妹关系,并随母改姓安,取名志洁,以示意志坚定纯洁,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当时并不知道大伯已经牺牲的她一直坚信爱人一定会回来,苦苦等了十来年。
解放前夕,盛世才一家逃往台湾,要伯母一起过去。但伯母拒绝赴台,她母亲不放心,留下来陪伴女儿。
她们辗转来到诸暨的老家,与大伯的家人们住在一起。
直到1961年,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准,大伯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于1962年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印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伯的冤案更是得到彻底澄清。1981年,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作出为大伯平反的批示,恢复了大伯在党内和团内应有的历史地位。
1988年,伯母到北京,请李先念主席为大伯纪念碑题词,李先念挥笔题写了“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
那一刻,伯母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本文部分参考谢一彪、陈章兴所写的《红色绝恋》一文,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