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要去北京，我爷爷只给他一块钱
大伯在师范读书的这些日子，是新思想、新文化迅速传播的日子。
1919年初，大伯已经下了决心，离开家乡，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这一年，大伯在家里度过了他最后一个寒假，准备返回杭州时，我的另外一个伯伯俞寿乔来送他。
临走时，大伯回过头来对弟弟寿乔说：“我这次出去，几时回来没有数。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的时候，再回来。”
这一走，就是二十年，直到1939年遇害，大伯再也没有能回到家乡。
回到杭州，在当年北京爆发“五四运动”之后，大伯领导了杭州的学生运动。
这年秋天，一师的进步学生还创办了一份周刊《浙江新潮》，大家一致推选大伯担任主编。编辑部就设在如今的杭州平海路上，当时，那里叫做平海街。
不过，当时的政府很快下令，要取缔《浙江新潮》，禁止印刷、邮寄。并要求开除那些学生。
大伯等人不能继续留在学校了，他只有出走。
年底，北京的进步青年组织了北京工读互助团。大伯在报上看到这一消息，真是欣喜若狂，立刻去信报了名。
临行前，大伯才给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写了一封信，要求支援点路费。
信的开头，他称父亲为“韵琴同志”。父亲对这一称呼既陌生又生气，只汇了一块钱去，回信告诉他说，四万万同胞都是你的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一块钱，岂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大伯没气馁，后来在同学和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千里迢迢赶赴北京，加入了互助团，他的介绍人，是陈独秀。
1920年，大伯在忙碌中度过，他后来到了上海，先是参加了由陈独秀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6月，又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参与《党纲草案》、《中国共产党宣言》等的制定工作；8月，他受上海党小组的委派，负责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任书记……
到1922年5月，大伯参加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兼经济部主任。9月，出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
斯大林拍板，大伯和军阀的妹妹结婚
自从离家以后，大伯就一直为革命奔波，没有结婚，直到他37岁那年，在新疆天山脚下，遇上了一个女子。
原来，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控制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为了笼络人心，巩固自己在新疆的地位，积极寻找靠山，他表态拥护苏联，频频向斯大林献殷勤，还说要在新疆建立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被他的“革命言语”打动。于是，当时在苏联的一批中国同志接受苏共中央的指派，来到了新疆。大伯就是这个小组的组长，他还成为盛世才的家庭教师。
也正因此，大伯和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多有接触。
伯母当时只有16岁，在中学念书，也是个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这样，两个人见面闲聊的机会便多了起来。
两个年轻男女，由于志同道合，相互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
一次，伯母在她的课本中发现了一张照片，凝眸一看，原来是大伯的，翻过照片一看，后面写着：“31年苏联留学时摄于宿舍，送给我唯一心爱的同妹，愿在愁苦中和你一道过活。你的松。”
接着，大伯大胆地发起了爱情攻势，求婚。伯母被感动了，终于接受了这份感情。
因为大伯的特殊身份，他和伯母的结合，还需要苏共的批准。
对于这桩婚事，斯大林亲自过问，很快批准了两人的婚事，先送了一箱衣物作为贺礼。
1936年7月，婚礼隆重举行，当时在新疆的苏联领事馆为了庆祝两人结婚，还特设筵席，举办舞会。
在大伯结婚一周年时，苏联领事馆又送来了斯大林赠送的另外一件礼物——一架照相机，伯父和伯母就用相机记下了难忘的瞬间。
大伯冤死伯母辗转回到诸暨
可惜，天有不测风云。
1937年年底，大伯突然以参与“阴谋暴动案”的罪名被逮捕，不久之后，又被送到了苏联，他被诬陷犯了两大“罪状”：一是新疆省城暴动的参加者；二是所谓的托洛斯基派的领导者。
大伯悲愤之极，申辩却没有用，最终被冤杀，年仅40岁。
让人感动的是伯母，就在大伯被押往苏联后，伯母与盛世才彻底决裂，断绝了兄妹关系，并随母改姓安，取名志洁，以示意志坚定纯洁，不与他们同流合污。
当时并不知道大伯已经牺牲的她一直坚信爱人一定会回来，苦苦等了十来年。
解放前夕，盛世才一家逃往台湾，要伯母一起过去。但伯母拒绝赴台，她母亲不放心，留下来陪伴女儿。
她们辗转来到诸暨的老家，与大伯的家人们住在一起。
直到1961年，经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批准，大伯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于1962年颁发了由毛泽东主席签印的“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伯的冤案更是得到彻底澄清。1981年，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作出为大伯平反的批示，恢复了大伯在党内和团内应有的历史地位。
1988年，伯母到北京，请李先念主席为大伯纪念碑题词，李先念挥笔题写了“俞秀松烈士永垂不朽”。
那一刻，伯母热泪盈眶，泣不成声。
(本文部分参考谢一彪、陈章兴所写的《红色绝恋》一文，深表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