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子型在四明山当年抗日联络点(遗址)
乐子型在鄞州高桥芦港村钟家弄当年地下抗日联络点找到了“小姐姐”。
浙江在线05月18日讯
83岁的乐子型老人站在四明山龙观乡五龙潭十八级岗上,望着眼前一处墙基和石臼,喃喃道:“这是阿庚的家,那时候我们碰头都是在这里。”又指着下方几十米开外一处小山坳说:“‘永安公司’就设在那里。”
1945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乐子型作为四明山区留下隐蔽坚守的50余人之一,活动在这片山区。他一边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一边守着新四军北撤后留下的唯一一架电台,抄录来自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所谓的“永安公司”其实就是一间最简陋的山舍,树枝、竹竿一扎,就是工作台,几块石头一叠,就是凳子。著名的“双十”协定就是乐子型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一字一句抄录下来的。
名字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永安公司”(又称“永安公馆”)的选址,可是颇费了一番心思,“我们上上下下都看遍了,十八级岗地势高,周围有掩护,敌人不容易发现。重要的是,这里靠近红色堡垒户王阿庚的家,方便大家秘密集会。”至于永安这个名字,则是寄托了这些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革命者一个美好愿望:永远平安。
小小一间茅草搭建的临时山舍,为什么会被称作“公司”?“当时大家都抱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很乐观。公司又是个上海过来的新鲜词,听着有趣,就用上了”。乐子型说,不光周围的几个联络点全叫公司,我们还给每个公司起了好玩的名字,有一个还叫“国际饭店”。“留守处副主任、鄞慈特派员朱洪山曾说我们这些深山密林里的小公司是‘金毯铺顶金条围四边’,因为稻草都是金灿灿的嘛。”
乐子型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山区活动的几项纪律:白天烧饭不冒烟,晚上点灯不露光,走过路过不留痕,同志讲话不出声,一旦暴露就转移。为了烧饭不冒烟,乐子型从不敢用湿柴;为了晚上不露光,他总是猫在草席里抄录电讯,三伏天也不例外;为了走路不留痕,踩过的草要重新扶起来;两个人说话,第三人听不清才算“合格”……有一次,一名同志下山取水,碰到一个叫阿宝的老百姓,他认出了取水同志是三五支队的人,一脸惊喜,“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坏人,只好对他进行宣传教育。阿宝发誓说他一定会保密的。但当晚,我们还是转移了地方。这个险,冒不起啊。”
“那时候,四明山区是国民党的重点“清剿”地区,我们既要防特务搜查,又要防坏人泄密。朱洪山教导我们,要隐蔽、坚持,保存力量,等待时机。”
吃苞米挖野菜日子过得很艰难
山区的生活异常艰苦。1945年10月下旬,乐子型和当时的四明山区特派员刘清扬、南山特派员陈布衣等16名同志经过两夜的急行,跳出危机四伏的原四明山根据地中心区,来到屏风山,选择了山岙中一块稍平坦些的地方,安营扎寨。乐子型守着电台,将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挑衅、反共、搞摩擦,破坏“双十”协定的电讯抄录编译后呈给领导看。
“进山时从村里挑来的三四担苞米和一篮子盐,就成了十几个人的主食。规定了一天吃两餐,没有石磨,我们就整根苞米烧,没有灶台,我们就用石块垒,没有锅,我们就拿铁皮脸盆替代。”乐子型说,煮出来的苞米硬得很,肚子还没填饱,牙齿已经嚼不动了。
风声紧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法送粮食过来,苞米不够十几个人吃,大家就动手采野果。深秋时分,山上野果不少,藤梨(野生猕猴桃)、冷饭头(野葡萄)、野香蕉、毛栗子、乌米饭(山上某种不知名的小黑果),成了同志们的家常菜。
山区取水不便,有时候喝不上水,大家就折一截野甘蔗。碗筷没法洗,久而久之就积起了一层垢,“同志们开玩笑说,碗越来越小,筷子越来越粗了。”
“小姐姐”的一床婚被温暖至今
1946年12月底,朱洪山同志牺牲。作为他活动地区之一的十八级岗上了特务的黑名单。接任朱洪山的鄞慈特派员陈爱中为保住电台,将乐子型和李文彪送到望春桥附近龙墟乡的一处农舍中,第二天又转到一家尼姑庵,最后转到高桥镇芦江村钟家弄79号钟士康家中。
“钟先生在抗日时期任鄞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教育科长,在地方上颇有名望。新四军北撤后,被群众推选为国民党县参议员和龙墟乡副乡长,是一个‘白皮红心’的爱国绅士。他冒着杀头的危险收留了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二楼一间阁楼暗室里,门外又放了一张床作为掩护。”乐子型说,刚刚新婚的“小姐姐”包阿菊(钟士康的大儿媳,时年21岁,比乐子型大3岁)还把一床崭新的婚被给“小乐”和“小彪”盖。乐子型在钟家住了足有半个月,“两年里,就属这半个月过得好。”
不久,国内形势发生巨变。1947年1月初上海会议后,中共浙东工委成立,浙东党的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
如今,66年过去了,面对即将拆迁的钟家旧宅,乐子型久久不能回过神来。业已86岁高龄的“小姐姐”一下子认出了“小乐”,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