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子型在四明山当年抗日联络点(遗址)

 

乐子型在鄞州高桥芦港村钟家弄当年地下抗日联络点找到了“小姐姐”。

　　 浙江在线05月18日讯 83岁的乐子型老人站在四明山龙观乡五龙潭十八级岗上，望着眼前一处墙基和石臼，喃喃道：“这是阿庚的家，那时候我们碰头都是在这里。”又指着下方几十米开外一处小山坳说：“‘永安公司’就设在那里。”

　　1945年，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北撤后，乐子型作为四明山区留下隐蔽坚守的50余人之一，活动在这片山区。他一边躲避国民党特务的搜捕，一边守着新四军北撤后留下的唯一一架电台，抄录来自延安新华社的电讯。所谓的“永安公司”其实就是一间最简陋的山舍，树枝、竹竿一扎，就是工作台，几块石头一叠，就是凳子。著名的“双十”协定就是乐子型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一字一句抄录下来的。

　　名字就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永安公司”(又称“永安公馆”)的选址，可是颇费了一番心思，“我们上上下下都看遍了，十八级岗地势高，周围有掩护，敌人不容易发现。重要的是，这里靠近红色堡垒户王阿庚的家，方便大家秘密集会。”至于永安这个名字，则是寄托了这些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革命者一个美好愿望：永远平安。

　　小小一间茅草搭建的临时山舍，为什么会被称作“公司”？“当时大家都抱着革命必胜的信念，很乐观。公司又是个上海过来的新鲜词，听着有趣，就用上了”。乐子型说，不光周围的几个联络点全叫公司，我们还给每个公司起了好玩的名字，有一个还叫“国际饭店”。“留守处副主任、鄞慈特派员朱洪山曾说我们这些深山密林里的小公司是‘金毯铺顶金条围四边’，因为稻草都是金灿灿的嘛。”

　　乐子型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山区活动的几项纪律：白天烧饭不冒烟，晚上点灯不露光，走过路过不留痕，同志讲话不出声，一旦暴露就转移。为了烧饭不冒烟，乐子型从不敢用湿柴；为了晚上不露光，他总是猫在草席里抄录电讯，三伏天也不例外；为了走路不留痕，踩过的草要重新扶起来；两个人说话，第三人听不清才算“合格”……有一次，一名同志下山取水，碰到一个叫阿宝的老百姓，他认出了取水同志是三五支队的人，一脸惊喜，“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坏人，只好对他进行宣传教育。阿宝发誓说他一定会保密的。但当晚，我们还是转移了地方。这个险，冒不起啊。”

　　“那时候，四明山区是国民党的重点“清剿”地区，我们既要防特务搜查，又要防坏人泄密。朱洪山教导我们，要隐蔽、坚持，保存力量，等待时机。”

　　吃苞米挖野菜日子过得很艰难

　　山区的生活异常艰苦。1945年10月下旬，乐子型和当时的四明山区特派员刘清扬、南山特派员陈布衣等16名同志经过两夜的急行，跳出危机四伏的原四明山根据地中心区，来到屏风山，选择了山岙中一块稍平坦些的地方，安营扎寨。乐子型守着电台，将大量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挑衅、反共、搞摩擦，破坏“双十”协定的电讯抄录编译后呈给领导看。

　　“进山时从村里挑来的三四担苞米和一篮子盐，就成了十几个人的主食。规定了一天吃两餐，没有石磨，我们就整根苞米烧，没有灶台，我们就用石块垒，没有锅，我们就拿铁皮脸盆替代。”乐子型说，煮出来的苞米硬得很，肚子还没填饱，牙齿已经嚼不动了。

　　风声紧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法送粮食过来，苞米不够十几个人吃，大家就动手采野果。深秋时分，山上野果不少，藤梨(野生猕猴桃)、冷饭头(野葡萄)、野香蕉、毛栗子、乌米饭(山上某种不知名的小黑果)，成了同志们的家常菜。

　　山区取水不便，有时候喝不上水，大家就折一截野甘蔗。碗筷没法洗，久而久之就积起了一层垢，“同志们开玩笑说，碗越来越小，筷子越来越粗了。”

　　“小姐姐”的一床婚被温暖至今

　　1946年12月底，朱洪山同志牺牲。作为他活动地区之一的十八级岗上了特务的黑名单。接任朱洪山的鄞慈特派员陈爱中为保住电台，将乐子型和李文彪送到望春桥附近龙墟乡的一处农舍中，第二天又转到一家尼姑庵，最后转到高桥镇芦江村钟家弄79号钟士康家中。

　　“钟先生在抗日时期任鄞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教育科长，在地方上颇有名望。新四军北撤后，被群众推选为国民党县参议员和龙墟乡副乡长，是一个‘白皮红心’的爱国绅士。他冒着杀头的危险收留了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二楼一间阁楼暗室里，门外又放了一张床作为掩护。”乐子型说，刚刚新婚的“小姐姐”包阿菊(钟士康的大儿媳，时年21岁，比乐子型大3岁)还把一床崭新的婚被给“小乐”和“小彪”盖。乐子型在钟家住了足有半个月，“两年里，就属这半个月过得好。”

　　不久，国内形势发生巨变。1947年1月初上海会议后，中共浙东工委成立，浙东党的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

　　如今，66年过去了，面对即将拆迁的钟家旧宅，乐子型久久不能回过神来。业已86岁高龄的“小姐姐”一下子认出了“小乐”，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