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山县新昌乡新峰村，81岁的王云水和徐暖英坐在自家门口。两个儿子在杭州开出租车，还有一个儿子在江苏做会计。

77岁的徐月香在家门口剥板栗。一个儿子在贵州做泥水匠，一个儿子在常山做乡镇干部，两个女儿嫁到了江西。

81岁的钱德金（右）和78岁的老伴方芳花坐在自己家门口。大儿子外出，小儿子在桐乡打工，还有一个14岁的孙女。

80岁的孙娇香独自一人在家门口吃饭，唯一的儿子在常山工作，家中只有十几只鸡做伴。

58岁的葛双莲和孙子在自家院子里。两个女儿出嫁了，一个儿子在杭州做电工。 本组图片由记者 董旭明 摄

　　浙江日报讯 (记者 陈醉 徐齐 陈潜 于洪海 江晨 黄莺 张晖 ) 劳动力大量外流，留给农村老家的不仅仅是寂寞孤独，还有老年人的养老、孩子的教育、传统家庭结构异化、文化维护缺失等诸多社会问题，空心村之“痛”，或许远远超过局外人的想象。中秋节前后，本报在欠发达乡村蹲点的记者发回了一组现场报道，记录“空心村”留给他们的印象。

　　天刚蒙蒙亮，58岁的村民谢招凤就扛着锄头出门了，65岁的老伴张传石跛着脚站在家门口久久地目送，心里总有些不放心。

　　“毕竟也快六十岁的人了，手脚都不太灵活了呢！可是没办法，家里的田地总不能荒废掉，儿女没一个在身边，就她这样的，已经是我们家的‘壮劳力’了。”张传石笑得有些无奈。他早年脚患了风湿，不太好走路，更别提下田劳动了，现在家里一亩三分田全归妻子耕作。

　　这样的高龄劳动力也并不顶用。记者跟着谢招凤翻过了一个山头，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才走到她家的田头。谢招风已经满头大汗，有些累了。这个小村庄本就处在大山间，很多村民的农田都远在几里、十几里开外的地方。

　　稍稍休息，她弯腰除草，还不时用手捶捶腰。她说：“年纪一大，首先吃不消的就是腰力。”如果说农田里的活还能勉强应付，一年两次背毛竹就完全超过了她的“能力范围”。每年砍下来的毛竹大概有2万斤，自己扛不动，只能雇人上山来载，拉一车需要给别人700元的费用，这几年随着油价上涨，运输费用也越来越高，所以扣除砍运等费用，实际到手只有毛竹价格的三分之一。

　　像这样的“空巢家庭”在小山村里随处可见。进村多天，我们发现住在周边的农民差不多家家户户都留下空荡荡的房子和老人小孩。

　　一项数据显示，高坪乡共有5800人，外出打工的就有2000多人，基本把小山村的年轻劳动力抽空了。

　　记者徐齐、陈潜发自文成县周山乡周垟村——

　　流动车边的老人

　　建在山顶上的周垟村离县城20公里，去往县城的车一日仅三趟，来回一次要18块钱。这对山里的老年村民来说，不是个小钱。

　　于是便有了各种不定期上山的小商小贩。蹲点的一天，我们在村里闲逛，身后传来一阵汽车的“嘟嘟”声。回头一看，一辆满载锅碗瓢盆等各种日用品的蓝色货车停在村口，十足一个流动的杂货店。熄火后，“店主”老周下车点了根烟，等着村民围上来。

　　果然，车子周围很快围满了人，多数是头发花白的老者。

　　“老周，这碗多少钱？买四个能便宜点不？”一位大妈砍起了价。

　　“那算20元吧，已经不赚钱了。”老周介绍说，他每天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跑，每到一处就停上半小时，有时能卖上一两百块钱，有时则“颗粒无收”。加上最近油价飞涨，老周感叹，干这行，其实赚不到几个钱了。但他认为，这行还得有人做。“山上住的都是老人，很多村没一家店铺，不送上来他们到哪里去买呢？”

　　村民告诉我们，就在老周来前，一辆卖菜的流动车也刚走不久。一位老人刚从地里回来，身后还背着把镰刀，手里却提了一块肉。“我自己种了些蔬菜，肉还得靠买。”在周垟村，不少地都是离家较远的山边小梯田，一些老人干不动重农活，连所吃蔬菜、水果也购自这种流动店铺。

　　记者于洪海发自庆元县隆宫乡张地村——

　　村里人最盼过年

　　初到张地村那天，在村支书何士斌的带领下，我们在村子里走访。下午三点，小山村出奇寂静，难觅人影。村中间的一座廊桥上，十多位老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用好奇的眼光打量着行人。“村里原有670多人，现在200人还不到。”何士斌告诉记者。

　　晚上8点，我们夜访农户，村里的路灯明亮，但大部分房子里却没有灯光。47岁的村民何月权刚吃过晚饭，他一个人的晚餐是一点咸鱼加米饭。“我两个女儿都在县城上学，因为生活困难，妻子今年也去县城打工了，一个星期才回来一次。”头部刚做过手术，何月权说话有点迟钝。往常吃过晚饭，他会和老婆一块出去溜达。现在老婆不在家，晚上没什么事情就睡觉了。睡觉的地方在土房的二楼，要爬一段十几块木板搭的楼梯。没有电灯，记者走在颤悠悠的木板上很是害怕，很难想象腿脚不便的何月权，每天就是这样上下十几趟而没有人照顾。陪同我们采访的村会计吴秀金说，村里像何月权这样一个人在家而没有人照顾的，有二三十人。

　　从何月权家出来，发现对面的十几幢崭新的楼房都灭着灯。邻近的村民何锡灶说，最近学校开学，许多在乡里读小学的孩子，家长都去陪读了。“村里的小学前几年合并到乡里去了，许多小孩子住宿有困难，家长只能去学校陪读，村里的人愈发少了。”

　　“现在村子都不像村子了，村里人最齐的时候，一是村委会换届选举，今年选举时村里聚集了500多人。还有就是过年了，在村里的人都盼望着过年，因为过年才不会这样冷清。”何士斌说。

　　记者江晨发自龙泉市竹垟畲族乡安坑村——

　　42岁，年轻的留守者

　　从杭州出发，五个小时到龙泉，两个小时到竹垟畲族乡，三个小时爬山坡，最后抵达安坑村。

　　全村人多姓廖。这个本来有130户人家的自然村，如今只留下不到20户。到达当晚，全村老小都来瞧热闹。昏黄的灯光下，厅堂里条凳上坐着的，就是村子里绝大部分人了。抽两块钱一包的雄狮牌香烟的黑瘦男人们中间，就有今年42岁的廖正荣。他是这个村里最年轻的留守者，其他人，都是他叔伯辈的人物。

　　廖正荣一来，老人们都非常欢喜。66岁的廖盛元忙着要他帮助接电线，他们老两口因为屋外的电线烧坏，连续几个月晚上都不敢外出，怕天黑摔着。村里其他人家的一些重体力活儿，也靠廖正荣帮忙。“都是自家亲戚，不好拒绝。”廖正荣说。

　　安坑村穷困、闭塞。42岁的廖正荣一直没有讨到老婆。他在山上帮人扛木材或者毛竹，有活干的时候每天收入也能上百。家里有三亩田，粮食、蔬菜自种自吃。

　　因为哥哥在一次事故中被钢钎扎进大腿根，丧失了劳动力，廖正荣只好放弃与同伴外出打工的计划，留下照顾哥嫂和年过八旬的老父亲。“我一直想出去赚钱。”廖正荣的语气中透露着不甘心。

　　记者黄莺、张晖发自云和县崇头镇坑根村——

　　家长外出为陪读

　　刚到坑根村的时候，就觉得村里缺点什么？后来才明白，缺的是“生气”：年轻的姑娘小伙和活蹦乱跳的娃娃。

　　73岁的叶贞兄老人，有四子一女，现在只有老伴和他住在老屋里。孩子们也曾经留在山上种香菇，但后来，还是离开了村子。记者到叶贞兄家时候，正好遇到回来看望老人的儿媳。媳妇说：“我们种了好几年香菇，虽然赚钱不多，把菌棒挑上山、把香菇挑下山也很累，但是确实比种地赚钱多了。”促使他们进城打工的原因是他们的孩子要读小学了。“我们想让孩子读好点的学校，县里的学校总比镇里的好吧。”

　　他们夫妻俩都在县城打工，一个月的收入在3000左右，除去生活费用，一年能攒下的钱，其实和在村里种香菇挣的差不多。但对于他们的下一代而言，差别就大了。叶贞兄的几个孩子，基本上都是为了孙辈上学的事，才最终离开小山村的。他们觉得，若干年后，乡村可以通过开发旅游、办农家乐、开展特色经营等多种渠道致富，但是孩子呢？城里的父母为了孩子读书买学区房，山里的父母为了孩子进城打工，心思其实是同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