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一个绰号为“小姑娘”的女子被一审判处死刑———经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杜益敏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是一个公众以及媒体已经听了很多遍的违法集资故事，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它一再地在中国沿海一带上演。1965年出生的杜益敏，被捕前是原浙江溢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她多年在丽水市经营着一间美容店，因出生于上海，因此被当地人呼为“小姑娘”。“小姑娘”从2003年起开始从事地下融资生意，据公诉方计算，到2006年7月，非法集资额高达7亿元。

　　杜案情节让人十分自然地联想起另外一个浙江“小姑娘”。2007年4月，在浙江省东阳市，一个出生于1981年、名叫吴英的女子因几乎同样的罪行被捕，据2007年9月出具的起诉意见书显示，吴英共有两个罪名，其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涉案金额为9亿元；另一个罪名是合同诈骗，涉案金额为1亿多元。若再远一点，则让人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又一个“小姑娘”。1986年，浙江省温州市爆发民间“抬会”(“抬会”是浙江南部对民间融资活动的一种称呼)崩盘的恶性事件，一个名叫郑乐芬的33岁女子成为“首犯”，她因吸纳6200万元，被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决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郑案在当年便引起很大争议，最终在199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维持以投机倒把罪判决郑氏死刑，立即执行。

　　自19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沿海各地的民间金融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这种民间的非正规资金借贷活动，国家一方面严厉禁止，另一方面却又对如何加大私人企业的金融服务束手无策。

　　正如众多法律和经济学界人士所观察到的，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企业进行非法集资的情况是非常少见的，在我国却是屡禁不止，金融体系结构的不合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主要原因。在我国以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为主的金融信贷体系中，由于受诸多历史和体制因素的影响，对国有企业一直给予积极的信贷支持。而对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的中小企业，银行在审发贷款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信贷顾虑”。诸多“小姑娘”悲剧的一再出现，正是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

　　自2007年以来，中国的金融秩序再陷进退维谷的摇摆境地，一方面是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则是银根的持续紧缩，民间资金饥渴已成公开的现实，从去年秋季以来，沿海一带的地下民间借贷就十分活跃，其常见月息基本都在2分以上———也就是年息24%到30%左右。而据《现代金报》近日报道：在如今信贷适度从紧的大背景下，民间拆借活动空前活跃，宁波的民间拆借利率屡创历史新高。“我就曾经借过30万元的高利贷，5分利，就借了10天。”鄞州一家从事装饰品半成品加工业务的企业主张伟告诉记者。5分利是什么概念？月利是5%，年利率算起来是60%，已经远远超过当前法定的1年期贷款利率7.47%的4倍，已经是高利贷行为。

　　据当地媒体披露，在杜案庭审中，控辩双方最大的争议点在于，杜益敏到底是“集资诈骗”还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在量刑上，“集资诈骗”情节严重可以判处死刑，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情节严重的一般为三到十年。这一情节与当年的郑乐芬一案也有相似之处。在对郑案的认定中，有律师认为，“抬会”本身是一个骗局，郑氏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会员的钱财为目的，应定性为诈骗罪，以此论刑，郑氏罪不当死。而法院则认为，被告之罪重点是侵犯了国家金融管理制度，应定投机倒把罪(该罪名已在1996年被取消)，根据情节，可处极刑。这些争议迄今在中国法律界尚无明确的界定。

　　对已经涌动了二十多年的民间金融活动是“遏制”还是“引导”，对其行为如何进行法律上的罪刑认定，是中央政府、法律界及经济界都要认真思考和面对的课题。在这样的前提下，人命实在可悯，剥夺无可复回，“小姑娘”或可不杀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