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兴有个名叫狄家斗的自然村。1979年下半年，由于连续干旱，地里的油菜秧长势不好，原定的“春花”面积难于完成。对此，队长徐意群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找来几位有影响力的社员，一道琢磨起办法来。有人提出能否搞承包，发动大家自找门路？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样做上面允许吗？“试试看吧，反正总是要把油菜种下去！”徐意群拿定了主意。于是，他们悄悄地把30亩零散的油菜田承包到了户。浙江大地上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的序幕，就这样揭开了。
狄家斗等少数地方搞起的联产承包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对于这突如其来的问题，县委也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县委常委会一开就是好几天。县委意见的不统一和态度的不明确，对如何认识联产承包带来了很大影响。但当大家还在为责任制的方向问题争议不定时，却又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联产承包有利于农业生产。狄家斗生产队搞了联产承包，1979年油菜籽总量翻了一番，1980年杂交晚稻、晚糯、连晚因自然灾害影响，在全公社平原斗区都减产的情况下，联产到劳的狄家斗生产队增产了。所以当时长兴农村出现了这么个怪现象：一方面是人们谈“包”色变，另一方面却又在竞相效仿。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清醒过来，这其中就包括狄家斗所属的长城公社党委书记宋忠孝。开始，他对狄家斗搞联产承包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在联产承包显现出巨大效益的时候，他觉得需要站出来了，在1980年底县委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上，他就如何搞好联产承包进行了详细深入的汇报，明确了支持联产承包的态度。但他的立场遭到了县委领导的质疑和否定。县里和地委都要批老宋的消息不胫而走，同时，刚刚起步的长兴联产承包，就这样被推到了十字路口。
1981年4月，长兴县委书记丁文荣，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开始了为期9天的下乡实地调查。每到一处，干部群众都异口同声地告诉他：联产承包是治穷致富的法宝。他在下乡日记中这样写到：“我们要走出办公室，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在实践中去寻求正确答案。”4月15日，丁文荣向县委提交了12万多字的长篇调查报告，充分肯定了实行责任制以来农村出现的新变化。5月28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长兴县委书记丁文荣的下乡日记《联产到劳真灵》；第二天《浙江日报》又以较大篇幅刊登了长城公社党委书记宋忠孝答记者问——《怎样搞好联产到劳责任制》。两篇报道充分肯定了联产承包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喜人变化，也回答了人们关心的一些疑难问题。在全省也引起了巨大反响，推动了全省的农村改革。8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长兴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落实责任制情况。还配发了《不能和群众“顶牛”的评论》，高度评价了长兴县委引导群众建立和完善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工作方法。
自此，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长兴上下形成了共识。长兴人在全省农村改革中终于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