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7月27日讯 56岁的姜金妹很普通，但他却是2.3万人的“法律顾问”——从1994年在衢江区全旺镇设立法律服务所到2009年，姜金妹是全镇25个村的法律顾问。

　　工作现场：“N+1”的调解模式

　　农村群众遇到矛盾纠纷，离不开乡村干部的调解，像最常见的乡邻纠纷，少不了村干部、土管员、规划员、司法员、综治办人员和乡镇分管领导。在全旺镇官山底村村委会，这里有个“N+1”调解模式——除了镇村干部，村法律顾问、全旺法律服务所主任姜金妹也在现场。

　　纠纷发生在村民毛某和周某之间，因毛某造房子，双方对通道宽度产生争议，当天镇村干部尽悉到场，一直到12点多，当事人周某才初步同意调解方案。

　　“这起纠纷既给周某上了一课，也让村里交了‘学费’。”姜金妹介绍，毛某造房时，周某在外务工，周妻及周某的兄长在场，经村干部见证，周家一方同意毛某留出的通道宽1.2米，但房屋、围墙造好后，周某又提出这个宽度不够，影响到自家生产生活了，因村干部没有留下书面协议，增加了调解难度。

　　一村干部坦言，通过调解这起纠纷自己学到了相关的法律知识，“像最起码的凭证意识，说实话平时我们还不是很强。”

　　奔波在乡村的“土律师”

　　当天，姜金妹是乘着官山底村村民主任毛兴旺的摩托车，从4公里外的全旺镇赶来的。“我们村1086人有9个自然村，老姜是随叫随到，今年帮村里调解了大小纠纷10多起。”毛兴旺说，7年前他就认识了“土律师”。当时村采石场界址问题与邻乡的范家村发生纠纷，因关系到切身利益，双方的情绪可想而知。在姜金妹的依法调解下，这起纠纷的处理，得到了两方当事人和乡村干部的认可。事后，范家村也提出要聘请老姜当他们村的法律顾问。

　　尖峰山村支书俞莲姣说，姜金妹帮助该村第二村民小组30多户农户解决了五年前遗留下来的山林纠纷，承包款增加了1万元，承包期限也做了明确，大家专门给他送去一面锦旗。

　　让姜金妹高兴的是，他最早担任法律顾问的岩头村，去年仅发生一起矛盾纠纷，并得到及时解决。

　　村民的“老娘舅”

　　不管大小事，村民有求，“法律顾问”必应。尚论岗村八旬老人张婆婆打电话说，小儿子不赡养自己。老姜多次做其小儿子工作，为老人解了后顾之忧。“现在，村民有矛盾纠纷会先找老姜。”镇司法所所长黄建春介绍，有一部分条件好的村，一年会给老姜几百元补贴，但他每年都要义务调解近百起矛盾纠纷。因为25个村集体经济参差不一，所里给15个村提供的是无偿服务。

　　本是全旺人的姜金妹像个“老娘舅”。去年年底，柴公岗村一村民争吵中伤及妻子娘家亲戚，此前就被治安行政处罚过的他害怕跑了，却扬言如果再去坐牢，就要离婚甚至报复妻子娘家人。姜金妹得知后，咨询并征得办案人员同意后，主动上门劝说其家人做当事人投案自首工作，今年春节前，此案得到了解决。

　　管辖全旺等地的大洲派出所副所长谢龙相告，每到年底，姜金妹总会主动向片警了解一些公安机关未处理完、同时可以通过调解解决的小案。“这些案件公安机关已刑事拘留过当事人，而民事赔偿金额小，受害人不会去法院申请，但心里还有疙瘩，容易引起新矛盾。既然当村里顾问，我就要为大家出力。”姜金妹说。

　　“条块”合力，让村级法律顾问普及开来

　　全旺镇政府边一排平房，镇里提供给全旺法律服务所的办公场所就在这里。“镇里和部门有了合力，我们的工作才好做。”姜金妹清楚地记得这样一些事：他调解完尖峰山村一起邻里纠纷，已是下午临近下班时间，向镇主要领导汇报后，镇里马上组织了相关人员连夜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实施；在自己调解柴公岗轻伤案时，派出所“双管齐下”，让两名片警配合他的工作；得知他花了近1个月时间给村里调处了一起纠纷而拿不到钱后，镇里给他补贴了500元钱。

　　在上级部门的批准下，所里还设立了公证协办站，平均每年办理公证15件，为群众节省开支5000多元。

　　服务农村，人是关键

　　“他把村法律顾问当作一种事业来做。”衢江区司法局负责人认为，在农村，以前解决问题往往不是靠法律，有很多情理因素，随着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碰到问题才请律师，已被主动学法、用法取代。15年来工作在农村的姜金妹，正是适应了这个潮流，而用身边人说事的工作方式贴近了农村实际。

　　衢江现有10个基层法律服务所，500多个村都有治调组织，司法局这位负责人表示，提高他们的素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增强他们的主动性，就能给更多农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