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3月25日讯“来势汹汹”。

　　这是初春时节的民工荒带给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曹建国最直观的感受。曹建国的担忧不无道理：节后一周，进入浙江劳动力市场求职的农民工比去年同期减少20%多，而企业需要的岗位数增长了将近30%；到昨天为止，全省岗位数和登记求职人数之比为3.5：1，也就是说，3.5个岗位在“抢”一个人。

　　民工荒，这个2004年才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的专有名词，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来势凶猛，这样让曹建国忧心忡忡。

　　企业家说，民工荒，是4万亿投资计划刺激下，内陆经济一派热火朝天，一两百元的微弱工资优势再难抵家门口的诱惑；

　　经济学家说，民工荒，是资本与劳动力博弈的信号，也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号角；

　　社会学家说，民工荒，是新生代民工们在比父辈更为多元的利益诉求指引下的选择；

　　人口学家说，民工荒，是人口红利在减少，“刘易斯拐点”终于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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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争议之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工，这个曾经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的庞大群体，这个城市里最平凡又绝难离弃的群体，正以坚定的姿态，转身，离去。

　　来自浙江省统计局的统计表明，2009年我省有外来务工人员700万左右，主要来自安徽、江西、四川、河南、贵州等省份，其中安徽来浙务工人口最多。但今年，这一数据减少了不少。

　　这样一个庞大的打工群体，他们不来浙江都去了哪里？家乡的那块土地，在沉寂多年后又焕发了怎样的生机，终于留住他们漂泊的脚步？而浙江，这块曾带给他们梦想的土地，还能不能成为他们短暂休憩后的下一个目的地?

　　为了打开这些问号，半个多月来，本报记者分赴安徽、江西、河南、重庆这四个浙江最主要的劳务来源地一探究竟。我们记录的，仅仅是其中一些鲜活的个体样本，他们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离开浙江回归家乡；然而，当N个类似个体的去留抉择一起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经济社会生活深刻转变的印记——

　　在安徽，本报记者跟随杭州下沙某劳务公司的经理招工，“普工，无需任何工作经验，”这一几乎零门槛的条件在这个浙江最大的劳务来源地碰了壁，10天跑了6个县市，只招了不到300人，招工成了“抢人”；

　　在号称“中国民工第一县”开县，刚刚从浙江回家的王丽琼对记者说，城里的学校放不下孩子的一张书桌，为了孩子，她回到了疏离已久的家；

　　中国劳务输出第一大省河南的劳动部门告诉本报记者，三四年后，河南的劳动力供应总量就要“见顶”。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供应，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

　　在临近浙江的上饶，11个工业园区中，近半企业有浙江资本的参与。民工回家了，浙企出去了，浙江资本的强势扩张让人既感诧异又惊喜，在民工荒的围追堵截下，聪明的浙江商人顺势而为，闯出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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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年复一年愈演愈烈的民工荒面前，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转移，在浙江这样一个劳动密集型企业云集的省份来说已是箭在弦上。企业技术含量不高，产品缺乏定价权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利润空间有限，在有限的利润空间里，任企业再翻转腾挪，也难以满足外出劳动力对增加收入的期望和日益昂贵的城市生存成本，唯有转型升级才能脱胎换骨；与此同时，民工荒咄咄逼人的“倒逼”之势，也让我们的城市开始反思：比起看涨的工资，也许城市的认同关怀和尊重，更能留住他们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