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的天，依旧忽冷忽热，一件蓝色夹克，太阳算不上烈，孙士魁习惯地戴着一顶遮阳帽，满是老茧的双手翻弄着旧鞋、伞、皮包拉链……一切需要修理的小物件他都接手。
胸前的围裙，沾满了油污，长长地盖住了“双腿”，风掠过，围裙下空荡荡一片。11年前，他从工地高处跌落，双腿高位截瘫。
家庭的重责让孙士魁只用了半年时间，就从绝望中挣扎着“站起来”，用一针一线的艰辛，送女儿出嫁，也把两个儿子送进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
“11年前一脚踏空，我成了废人”
“2002年大年初六，”46岁的孙士魁说一辈子都会记住这天的每一分每一秒。
那天，在工地干活的他一脚踏空掉下了数米高的脚手架，“双腿高位截肢，我成了‘废人’。”
那年，孙士魁不过35岁，正值人生最好的时光，“原本完美的家庭，一夜之间似乎什么都没有了。”因为自己是包工头，没有保险，无处赔偿，掏空了一家积攒了数年的积蓄，孙士魁换来一条命。
上有七老八十的父母，下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在求学，“绝望，万念俱灰。”孙士魁说那种痛苦没有亲历永远无法理解。
在养病的半年时间里，他度过了人生最煎熬的岁月，这位父亲唯一能做的就是翻看儿子的语文课本，“当时书里有一篇文章对我触动特别大，史铁生写的《我与地坛》，讲了一个绝望的人如何寻求希望的过程。”
“讨饭都想过，但是太丢人，”孙士魁想到了没有腿还有手，于是开始拜师修鞋修伞。
2009年，女儿嫁到了杭州余杭，孙士魁听说浙江钱好赚一些，从安徽辗转举家来到了余杭谋生。
一天要坐12个小时，屁股长满褥疮
每天清晨5点孙士魁和老婆刘玉芳就收拾起床，6点左右来到余杭区红丰村附近的早市，到了中午11点，他要开着一辆自己改装过的电动三轮车，满载零零碎碎一堆工具，来到余杭医院附近的一处工地旁摆摊，直到晚上6点。
每天他要这样坐着12个小时。
“夏天最遭罪，”由于长时间保持一样的坐姿，屁股上长满了褥疮，“去年夏天太累了，褥疮长得很厉害，一直到现在都没好。”
因为舍不得花钱，医院去过一次，配了些药膏，自己换换纱布，“反正医生说这个病就是要休息，也没特效药，我自己知道。”
妻子刘玉芳四十多岁，却早已双鬓泛白，皱纹满布，生活的艰辛写满了双颊。
去年，为了照顾丈夫饮食起居，她辞去了附近工厂一份工作，在丈夫旁边摆起一台老式缝纫机，缝补一些衣服，“我自己搬不动，他也没法帮忙，缝纫机就只好一直架在三轮车上，我平时就爬上爬下，坐在三轮车上干活。”
夫妻两人早出晚归，生意好的时候，一天能有百来元收入，一个月平均下来收入有三四千元。两人租住在余杭郊区的一处农房，200元一个月，每月的花销控制在一千多元。
“生活再绝望也会有希望”
经常来孙士魁这里修补旧物的胡阿姨对记者说：“他们夫妻俩都很好，总是说说笑笑的，大家都知道他双腿残疾，但真不知道他们还有这么了不起的两个儿子。”
很多人和胡阿姨一样，并不知道一家人背后的故事，都只是觉得孙师傅乐观，话不多，总是一脸微笑，很少提辛苦，只是埋头干活。
“杭州这边的人真的都很好，我们身边总是有好心人帮忙。”妻子刘玉芳忍不住插话。
“生活再绝望也会有希望，”11年后，再回头看那段跌入万丈深渊的日子，孙士魁说是历经苦难让他看到希望，也更珍惜自己的现在，即便依旧艰辛重重。
这份希望，对孙士魁来说，最大的动力和来源莫过于两个争气的儿子。
大儿子今年即将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学航天工程的他还想着要去国外求学，“他自己说会有奖学金，不用我们太多钱，但是作为父母，还是希望能多为他们创造一些就多创造一些。”提起两个儿子，孙师傅总是抑制不住的笑。
借着春风，远处的广场上，风筝越飞越高，孙士魁眯着眼抬头，嘴角不经意掠过一丝笑意，就如同望着自己远在别处的两个孩子。
（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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