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担心，食品安全的警钟一次次敲响，而我们大脑的“预警”神经却变得越来越稀缺。“苏丹红”、“地沟油”、“三聚氰胺”……一次次重复中，我们是否正变得越来越麻木？
这一次，“故事”跟羊肉和生姜有关。央视的电视镜头显示，山东潍坊的农民用一种名为“神农丹”的农药种生姜，据说可降低虫害。当然，累积到一定量，也可令食者毙命。
而在另一头，上海媒体报道，公安部门破获的一起食品安全犯罪案件带出“掺假羊肉”这一行业多年的“潜规则”。所不同在于，这一次不再是以猪肉为替代的“常规造假”，而是以狐狸肉、水貂肉、老鼠肉为基础的造假......
我们该说点什么呢？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食品安全警钟，焦虑、无奈而又渐渐有些麻木的情绪在蔓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吃得安全”这一最为朴素的愿望，变得如此艰难？
从最开始的一味怪罪体制，到现在也有一些人从道德角度反思。有人认为，关于食品安全，制度我们有，只是制度说到底也要靠人执行，如果执行者心思变坏，再好的制度也不起效果。比如，贩卖地沟油的是人，使用非法添加剂的是人，给牛奶添加三聚氰胺的也是人。因此，要加强对人心道德的塑造。
这样的审视，不无道理。确实，德与法，犹如经和纬，缺一不可。但问题是，就当下的中国食品安全状况来说，我们可能更需法治的力量。当市场经济充分发育，人的功利心受到激发，天然就有一种突破道德框架的冲动。在此背景之下，假如法治力量不能彰显，以震慑贪念，我们如何能确保道德的坚挺？
因此，今天我们面对食品安全问题，固然要看到其中的道德因素，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弥补法治层面的缺失。从某种程度上说，行业参与人员个体的道德沦落，恰恰是制度漏洞带来的恶果，而非食品安全事件萌发的原因。真正的好制度，就是让那些“坏心肠”的人也干不成坏事。在现代陌生人社会，我们不可能靠道德支撑起一个社会的安全，而必须由制度来规范人们的利益博弈。
那么，目光又转向制度。如果制度有漏洞，可为什么多如过江之鲫的惨痛教训，为什么高层雷霆震怒、民众千呼万唤，都唤不回制度漏洞的填补？而所谓的制度，究竟又是指什么？
其实，我们不缺纸面上的制度。无论是人大立法，还是政府规章，我们都有很多美好的法律设计。就在前几天，“两高”又发布了食品安全犯罪的司法解释。但问题是，制度并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制度，它更应包括惩处、监督、公开以及执行的刚性力量，还应包括制度赖以执行的权力运作体系。从这个角度讲，一次次的安全事件背后有着太多的问号值得思考——
为什么姜农可以自主挑选质量完好的生姜去应付“抽检”，这样的抽检意义何在？为什么对许多安全问题的发现，监管部门总是滞后于媒体？为什么有些关口的检验检疫公章给钱就盖？每一次的安全事件背后，是不是所有的渎职人员都受到应有的问责？是不是地方保护主义和权力寻租行为都得到了有效的清除？这些问号的背后，遮盖的正是制度的漏洞所在。
食品安全，说到根上去，不是管不了，而是不去管、不愿管、不敢管。这不但是能力问题，更是态度问题。因此，追问制度的不力，不能把目光局限于纸面上的制度，而更应着重于审视制度背后权力系统运行的合理性。在市场经济高歌猛进的时代，只有靠制度的刚性力量，去震慑道德向下坠落的惰性，才能让法治和道德一起筑起遏制食品安全的“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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