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湖市西北部的乡村，随处可见类似标语。
逐渐恢复清澈的三埭头河。
毛小观和儿子建起的葡萄基地。
勤劳善良的钟玉根，带记者参观屋后猪舍。
挖掘机的作业声，打破了野马村午后的沉寂。本版摄影：邓国芳程细雨
浙江日报讯曾经的鱼米之乡，缘何成为臭味弥漫的养猪村？站在风口浪尖上的小村庄，该如何打破稳固的人猪关系，找回失衡的生态？猪舍进退之间，又传递着怎样的生存哲学？
小满时节的午后，阳光变得不再柔和。
平湖市曹桥街道野马村，一阵阵“轰隆隆”的挖掘机声，打破了乡野的沉寂。55岁的村民钟玉根手执木耙，翻晒着刚收割的大麦，偶尔抬头看看百米之遥的挖掘机，神情有些落寞。门前的农田里，他家的15间猪舍已应声倒下，被夷为平地。
冬种麦，夏种稻，养头母猪好过活，这曾是野马人几十年不变的生活方式，辛苦却又简单、安然。而今重重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认真问问自己：养猪，究竟错在哪里？未来，又该何去何从？
这是黄浦江死猪事件后，浙江嘉兴“猪三角”范围内，被瞬间改变生态的一个传统养殖村。朴实善良的村民，努力配合政府拆除违章猪舍，却也有点杂乱、有点迷茫。
1头猪与7个人：失衡的小村生态
今年杭嘉湖平原的大麦又丰收了。在平湖，大麦是喂养母猪的主要饲料。每当这个时候，钟玉根就会喜滋滋地盘算，本年能养几头母猪，又可增加多少收入。一年的希望，都蕴含在了金灿灿的麦粒中。但今年，翻晒着大麦的他，少了几分笑容。
1个月前，在街道和村干部三番五次上门做工作后，钟玉根终于允诺：拆了3年前建在农田里的15间猪舍，把养殖规模缩小一半。此后，他陆续卖掉10头母猪，把仔猪赶到了屋后的猪棚里。因为他的表率作用，野马村的违章猪舍拆除行动，得以顺利推进。
当挖掘机开进农田、朝着猪舍挥舞长臂时，很多村民前来围观，却少有言语议论。仿佛眼前的这一幕，迟早都会上演，不过只是时间问题。
在南湖区、平湖市、海盐县交界的“猪三角”区域内，野马村并不起眼，但它与猪的关系，却又何其紧密：90%的农户在养猪，村民40%的收入源自养猪。几乎每幢像样的农居，都是靠养猪建造起来的。
五六年前，考虑到猪粪尿直排入河、严重污染水体，当地政府开始引导农户建污水处理池和沼气池，并给予财政资金补助。如今看来，这种补救措施，虽对河道污染有所缓解，却无法根治问题，更无法与养猪的利益诱惑抗衡。
两年后，肉猪行情走俏，“猪三角”迎来新一轮的扩张。在南湖区新丰镇、海盐县西塘桥街道等地，农田里瞬间崛起大量猪舍。带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钟玉根也在门前的农田里，建起230多平方米的新猪舍。不同的是，他还配套建设了污水处理池、沼气池。
然而，近些年来，钟玉根已隐隐觉得，如此养猪已不是长久之计。
即便天气不算炎热，且带着徐徐微风，但野马村的空气里，始终弥漫着一股猪粪的臭味。而说不清到底已有多少年时间，野马人终日生活在这股臭味中。只是随着养猪量的不断剧增，小小的猪舍和村庄，再也无法盛装住臭味了。
不断外溢的异味，是个直观的信号。野马村的人猪关系，早已失衡。
村党总支书记王亚琴说，野马村共有村民1832人，耕地2221亩，今年3月存栏肉猪、母猪、仔猪1.6万头。1头猪的粪便排泄量相当于7个人的，意味着这片面积2.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同时生活着近11.4万人口，其密度是杭州主城区的15倍。
同时，按照国际通行标准，1亩田只能消耗2至3头猪的排泄物。若按1：3的比例计算，野马村的2221亩耕地，至多只能承载6663头猪。而这，只是该村总养殖量的一个零头。“远远超出了当地的环境承载量。”平湖市畜牧兽医局局长刘国华一针见血地说。
事实上，“猪三角”的畜禽污染问题，早已沿着密布的河网，扩散至整个嘉兴地区。有数据为证：某高校调研发现，畜禽养殖业排放的COD和氨氮量，占嘉兴全市污染物总排放量的40.9%和30.6%，其中猪粪尿达排放总量的70%。
曾几何时，钟玉根家屋后的三埭头河，常年泛着臭味。喜欢划着木船，去河里钓黄鳝的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空气臭，水质差，靠着养猪发家致富的野马人，同时也承受着环境恶化的种种后果。
或许还有一种潜在的忧虑，让钟玉根做出了退养1/2的决定。“因为养殖密度太大，往来交易频繁，疾病已不可控，死亡率也越来越高。”钟玉根说，似乎有千万种理由，让野马人再也不能遍地开花地养猪了。
3头母猪与1家人：稳固的人猪关系
我们前去采访的几日，王亚琴忙得不可开交。不是要下村走访农户，做思想工作，签约拆违，就是得到街道开会，不断接收新的指令。尽管工作起来不遗余力，但作为土生土长的野马人，王亚琴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
因为她很清楚，在纯农业的野马村，人与猪的关系，又是何其亲密稳固。
自黄浦江死猪事件发生后，原本默默无闻的“猪三角”，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就像被许多媒体质疑的，嘉兴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寸土寸金，怎么会发展与定位如此不和谐的生猪养殖业呢。而答案，简单亦发人深思。
在平湖，与海盐、南湖交界的野马村，地理位置较为偏远。千年以来，野马人一直过着种稻、养蚕、育猪的传统农耕生活。小河边，桑树摇曳；农田里，稻浪起伏；猪圈里，小猪嗷嗷。正如人们对江南水乡的想象那般，日子恬静、悠然。
“分田到户后，每家每户都会养头母猪。”61岁的村民毛小观回忆说，自古以来，野马人就有自繁自养的习惯，当年他和妻子结婚分家后，1头母猪、2亩田、几块蚕匾就是最大的家产，但养猪、养蚕都只是副业。
转折，就在一夕之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村里建起了砖瓦厂。高高的烟囱，耸立于农田，白色的浓烟缭绕在平原上。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养蚕业发展，养蚕农户逐渐减少。到1996年，养蚕业在野马村消失殆尽。可惜的是，4年后，野马砖瓦厂因管理不善停产，留下了高耸的烟囱和空旷的厂房。
就在养蚕业消失的同时，受周边新丰镇等地影响，养猪业在野马村迅速崛起。这种自繁自养的模式，因为成本的最低化，很快在行业中站稳脚跟。到2005年，平均每户村民的母猪养殖量已达5至6头。
“1头母猪平均每年产生5000元效益。1户家庭，只要养3头母猪，就能支付全年的家庭开销。若养10头母猪，就基本小康了。”这是野马人普遍认同的逻辑。而在王亚琴看来，养猪虽不环保，却解决了野马村的很多社会问题。
如今，野马村从事养猪业的，都是“506070”人员。因为长期劳作，野马村的老年人身体都很健康。加上养猪产业已十分成熟，防疫、饲料、收购、处理全都上门服务，养猪是件简单而轻松的事情。
白天，留在家里的老人，喂完猪，打扫完猪舍后，依然能下地种菜割稻，有些“5060”人员甚至还出去帮人打短工。而年轻人大都在曹桥街道或平湖市区、南湖区的厂里上班。这种充分就业的状态，让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人均年收入高达1.8万元。
“另外，不能忽略的是，如今农村人情往来的花费很高，每到过年还要办年酒，宴请亲朋好友。而大部分人情往来，依然是‘5060’在负担。这些开支，目前都来源于养猪。”王亚琴说，只有打破这种稳固的人猪关系，野马村才可能突出“猪”围。
1个菇棚与25个劳力：重建的社会结构
黄浦江死猪事件后，嘉兴市结合“三改一拆”，加速推进了对当地生猪养殖业的整治。目标是到2015年底，全市生猪存栏总量从750万头减少到200万头。野马村作为典型的散养地，成了平湖市的重点整治村。
消息传开后，村民们很慌乱，不知如何是好。“不养猪，能干什么。儿子还要造房子、娶媳妇啊。”见到54岁的村民毛保根时，他一脸茫然。王亚琴赶忙宽慰他：“先拆违章猪舍，你家的不违章，还能养几年，但要控制数量。”
据摸查，野马村约有4.8万平方米违章猪舍，大多建在农田上。村中唯一的规模养殖户、拥有3000平方米违章猪舍的陆蚕良，其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有意思的是，他的违章猪舍，就是当年遗留下来的野马砖瓦厂厂房。
45岁的陆蚕良，是野马村公认的乡村能人。野马村养猪业兴起的同时，他开办了一家饲料厂，生意红红火火。3年前，生猪价格暴涨，按捺不住的他，偷偷租下砖瓦厂老厂房，搭建起8个大型猪舍。而今违章猪舍已被推平，矗立起了巨大的菇棚。
“这些年，我们赚了钱，却牺牲了人居环境，到头来并不值。既然街道和村里希望我带个头，我就带个头吧。”陆蚕良说，如今该是野马村转型的时刻了。只是这次转型，再也不能重走破坏生态环境的老路了，“种蘑菇环保无污染，相信能够长久发展”。
对于眼前15万平方尺的菇棚，王亚琴的期待显然更多。菇棚常年可雇佣25个劳动力，每天50元工钱，采摘季时还可雇佣更多临时劳力，这样就能消耗部分“5060”人员。另外，她希望在陆蚕良的带动下，更多村民能加入种蘑菇的行列。
但她又很清楚，仅靠这个菇棚，尚不足以吸引村民的目光。“种蘑菇要技术，而且投资很大。我们年纪都大了，不可能再去学，也不能冒风险了。”62岁的村民沈银法说，对他们这辈老人而言，“最好养猪，实在不能养也没办法。”
正当王亚琴也陷入苦闷之时，毛小观送来的葡萄种植补贴申请书，让她眼前一亮。原来，从去年开始，毛小观33岁的儿子决定回乡发展。他主动拆除自家农田里100多平方米的违章猪舍，还流转了10余亩土地种植葡萄。在他的带动下，还有1户村民也种起了葡萄。
“只要年轻人回来发展，野马村的转型之路就有希望。”王亚琴说。
这是记录于特殊时期，一个“猪三角”小村正在历经的种种：自觉与不自觉，主动或被动，迷茫与清醒，跟着时代的节奏，努力转身，迈出新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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