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这是90多年前，鲁迅笔下的江南水乡。那时候，他和小伙伴们“伏在河沿上去钓虾，不半天便可以钓到一大碗。”
对在钱塘江边上长大的韦东英来说，几十个储水塑料盒却盛满了她沉重的牵挂。十多年来，她把家附近工业园区排放的水存进这些盒子里，它们是浓稠的锈绿、猩红、奶白、墨黑……
问水：口袋沉了水却浑了，
江南水乡缘何喊“渴”？
温州市有一条鱼鳞浃河，单从字面看，这应是条波光潋滟、水美鱼肥的好河。可有一次当地村民抽干河水清淤，却发现一根直径和篮球筐差不多的排污管，赫然被偷埋在河底，正不断汩汩冒黑糊糊的水沫。
这种情形，在浙江不是个案。因水而兴、越来越富的浙江，“缺水”已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沉重的话题。
浙江“缺水”，既有海岛地区的资源性缺水，也有一些山区的工程性缺水。从农耕文明迈入工业文明之后，老百姓的口袋更沉了，家门口的水却越来越浊，变黑、变臭。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近期公布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省大部分江河地表水源都已不能满足饮用水水源水质要求。在嘉兴市，甚至没有一个合格的饮用水水源地。
江河之于大地，如血脉之于人体。血脉有恙，人必病痛；人若无疾，血脉必畅。
“江南水乡没水喝，有认识上不足的原因，也有技术上欠缺的原因”，浙江省委省政府认识到：根子在于我省经济传统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过于依赖低端产业，过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过于依赖资源环境消耗。
浙江“缺水”的根本症结，在岸上。
寻水：能游泳的河在哪里，
“升级版”的路就在那里
古往今来，浙江之富足，源出于水多。境内不仅有钱塘江、瓯江、甬江等八大水系，还有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嘉兴南湖、宁波东钱湖等四大名湖，河流总长度超过13万公里。
年初，温州商人金增敏微博“悬赏”：“环保局长要敢在河里游泳20分钟我拿出20万元”，引起全国热议，“万河之省竟然无可游之河”？
既然是民心所向，那就得赶紧抓、马上治。
怎么抓、怎么治？首先就是发动群众“寻水”去：温州环保局通过官网设立了“垃圾河大家找”举报窗口；温州大学城市学院的学生志愿者们按“可游泳”“不可游泳”分类，在全省取样的90条河流中找到46条“可游”的河；随后，浙江多家媒体也跟进启动了更大阵容的“寻找可游泳的河流”大型新闻行动，成千上万的人们被发动起来。
为此，浙江省要求“对于这次大型新闻行动曝光的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各地必须举一反三，查找不足，立即整改，务求实效”。
他们认为，寻找好水之路，不仅是一条关于发展方式寻优查劣之路，更是党委政府寻求的一条将打造经济“升级版”的决策与基层群众的切身感受达成共识、共同推进之路。
治水：打好“牵一水而动全局”的组合拳
时值6月底，在金华市浦江县仙华街道河山村，一名来自贵州的加工业主正把一些水晶加工设备拆除搬迁，“县里对水晶企业抓得很紧，我们只好走了”，他叹息道。
浦阳江的治理，正是浙江“综合施策、水陆并治”的一个缩影：水晶行业不仅存在低小散的毛病，还有着重污染的隐患。自2010年以来，浦江县铁腕整治，取缔无证(照)加工户6760户，关停存在违法排污行为和安全隐患的水晶加工户1800多户。
不仅水晶行业，同样存在重污染的铅酸蓄电池、电镀等行业也是整治重点。近年来，浙江省环保厅关闭了273家铅酸蓄电池企业中的216家，1542家电镀企业关停185家，停产整治548家。统计显示，全省8500多家重污染企业被彻底关闭。
不仅对落后产能、涉污行业进行“关停并转”，浙江在近年来还先后实施浙商回归、“四边三化”、“三改一拆”等一系列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政策举措，都与治水紧密相关，既是转型升级的“组合拳”，更是治污治水的“复方剂”。
“本届政府重拳治污，影响发展速度的后果谁来承担？治污的成果又谁来享受？”在一些地方，不少干部心里也在“犯嘀咕”。
对此，浙江提出必须算大局账、算长远账，要以“功成不必在我”的气度和胸襟，舍得一些眼前利益，痛下决心治水。
“做好治水文章，可以牵一‘水’而动全局，打开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浙江省委省政府要求：“要把‘复方剂’的疗效定在‘下河游泳’上，把‘组合拳’的功夫下在‘强身健体’上。”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90多年前“迅哥儿”的美好记忆，有望再化作如今这片土地上孩子们的幸福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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