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口和亲情 这道选择题太残酷
浙江在线08月20日讯 13年前，陈玲丹被养父抱养回来后，因为没有及时登记户口，当了13年“黑户”(详见昨日相关报道)。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身份证，不能上高中大学，不能结婚生子，不能坐火车飞机出远门……
害怕又焦虑的陈玲丹，通过QQ向本报发出了求助。
在本报记者的陪同下，父女俩前往温岭市办证中心民政窗口寻求解决办法。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道户口和亲情的选择题。
一个曲折煎熬的上午
陈玲丹父女一夜没睡好，上午8点半就到了温岭市办证中心，比记者约定的时间提早了半个小时。
但是，他们并没有等到期待已久的好消息。民政窗口的工作人员翻阅了所有资料后，告诉陈正连，他和陈玲丹之间只相差35周岁，而按照《收养法》规定，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
那怎么才能给女儿办上户口？唯一的办法就是将陈玲丹送入福利院，但一旦超过14周岁，福利院就不再接收了。而陈玲丹只差3个月就到14周岁了。
听到这里，陈正连有些发懵，隔了好一会才轻声问，“还有不送福利院也能上户口的办法吗？”
“或者等孩子满14周岁以后，可以在公证处办个事实抚养的公证，然后去派出所上户口。”工作人员的话似乎让陈正连抓住了救命稻草。
但从派出所反馈回来的消息却不是那么一回事。“按规定，只有拿收养证才能上户口，事实抚养的公证不能作为上户口的证明。”
陈正连“哦”了两声后，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又电话咨询婚姻登记处，能否为陈正连和陈川贞办理结婚登记。“按《婚姻法》规定，智力残疾是可以办理婚姻登记的，但要能表达自己的意愿。”
陈正连摇摇手说，陈川贞虽然能够操持家务，带大孩子，但是口齿不清，外人根本听不情楚她在说什么。
这可怎么办呢？还有其他办法吗？陈正连垂下头，一根接一根地抽起闷烟，陈玲丹在一旁用草帽为父亲扇着风。
“要是阿丹去了福利院，我能每周去看她吗？”呆坐了会后，陈正连转头问我。“当然可以了。”听到我的回答，他没有说话，默默点了点头。
在办证中心人来人往的热闹中，父女俩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一顿各怀心事的午餐
从办证中心出来，已经是中午11点。我们在附近找了家小饭店，解决午饭。
陈玲丹打望着四周，有些兴奋，“我从来没来过这么好的地方吃过饭。”
换了个环境，陈正连的心情也好了些，主动聊起了户口问题。“如果真的只有送福利院才有户口，那就送嘛。只要孩子好，我就高兴！”
但一瓶劲酒下肚后，陈正连的话多了起来。“有孩子，家里多热闹啊。别的不说，每天吃饭，阿丹都会摆好碗筷，喊爸爸吃饭了。这要送她去福利院，心里舍不得啊。”
陈玲丹并没有接爸爸的话，低头大口扒着饭。
陈正连啜了口酒，似乎对他先前说的话有些后悔，“这事儿太大，我得回家找她爷爷奶奶大伯，再合计合计。”
这时，门外走进来两对夫妻，分别带着孩子，坐到了我们的隔壁桌。孩子约摸10岁左右，围着父母玩闹。他们的嬉笑声引得陈玲丹频频侧头，神情既羡慕又有些心事重重。
饭后，陈正连起身去了洗手间。陈玲丹望向我，语气担忧。“姐姐，你说要是爸爸不同意让我去福利院，我该怎么办？”还没有等我回答，她就自己接着话头说，“我舍不得他们，可又好想有个户口啊。”
这一顿饭，父女俩各怀心事，互相几乎没有说过话。
一次五味杂陈的家庭会议
下午1点，我们赶回岁坊村。 “户口又没办下来。”经过陈玲丹大伯家时，陈正连朝着院子里正在收拾东西的哥哥低声说了一句。
大伯似乎并不意外，低头“哦”了一声。但听到“孩子要送去福利院”时，他猛地抬起头，声音也高了八度，“我们家的孩子，为什么要送走？”
一旁的大伯母和姨妈也闻声过来，几个人围坐一圈，听陈玲丹转述上午的经历。
听到父女两个的年龄差因为不到40周岁而不能办收养时，大伯语气急切地插话问，“我今年59岁，能不能由我出面收养你？”
“可你已经有我哥了。”陈玲丹的一句话，让一家人刚点亮的眼神又暗淡了下去。
就在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说得热闹的时候，82岁的爷爷和79岁的奶奶也颤颤巍巍地走进门来。
爷爷听说孙女要走，急得满脸通红，嚷着“我们都养了14年了，这是要抢人啊！”奶奶则抹起眼泪，“为了养这孩子，我还去砖窑厂搬砖挣钱。吃了多少苦才养大啊，怎么说走就走了？”
“我得住在福利院，但是周末假期会回家来的。”陈玲丹想安慰爷爷，可爷爷把脖子一梗，“我看不好说，万一不让你回来呢？”
冷静下来后的爷爷想到了另一个问题，“你走了，我们这么多年不是白养了吗？万一你以后不赡养爹妈怎么办？”陈玲丹立刻表态，“不会的。我大学毕业就回家。”
可爷爷还是犹豫着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阿丹，要不你别去福利院了。不读高中就不读高中嘛，至少我们一家人能在一起。”
“阿丹成绩这么好，不培养她上大学，太对不起孩子了。”大伯母并不同意爷爷的意见，“而且没有户口，她不能工作不能结婚，不就成废人了吗？”这句话让爷爷沉默了下来。
一直在一旁低头乖顺听长辈讲话的陈玲丹红了眼眶，豆大的泪珠紧接着落了下来。陈正连抿紧了嘴唇，背过身去。女眷们也开始抹眼泪，小院里的气氛伤感凝重起来。
最后，爷爷站起来主持了局面。“先这样吧。把孙子叫回来，让他把程序问明白了，我们再开一次。”
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
当晚9点，陈玲丹又给我接连发来好几条手机QQ消息。
“姐姐，我睡不着，好难过。刚刚爸爸妈妈都哭了，他们舍不得我走，担心我在福利院里吃不好，衣服没人洗。我也哭了，他们真的对我很好，我不想离开他们。”
“难道必须只能在户口和父母间选择，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吗？”
“我们只想一家人在一起，为什么这么难？”
“姐姐，求求你，帮帮我们。”
当户口和亲情成为只能二选一的答案，面对这样一道选择题的一家人，是如此的无助和心碎。
对陈正连和妻子来说，这是他们宝贝了10多年的女儿。让孩子入户福利院，不只是让女儿离开他们的生活，更是切断了他们本该有的法律上的牵系。
而对陈玲丹来说，尽管这个家没有给她带来丰足的物质生活，但是却给了她10多年来父母的关爱和呵护，这是一个让她安心的地方。而为了户口，离开家庭，入住福利院，和那些无父无母的孤儿生活在一起，相当于又一次让她去面对自己是个弃婴的事实，这是多么残酷的二次伤害。
“陈玲丹”们该如何在法理面前寻求到最人性的解决之道？本报记者将继续关注这家人的命运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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