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70年前，烽火连天神州碎，一场“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全民抗战，使这个近代饱受外侮的古老民族跻身世界四强之列。
胜利丰碑之下，有领袖的智慧和爱国将军们的运筹，但更多的是千千万万默默无名士兵们的血肉、志力和精魂。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荡、飘荡、飘荡”，正是有了他们，我们今天才能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70年后，浴血烽火的青年已是耄耋老者。然而他们的经历，却是抗战史册中最鲜明的画卷；他们的追忆，是最贴近真实和最个人化的历史还原。
值此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浙江在线寻找和访问了多名亲历浙江正面和敌后抗日战场的勇士，用他们的亲身经历，再现那场决定民族命运转折的伟大抗争。英雄者，国之干，勇士不死，其魂长存。
浙江在线杭州6月25日讯（浙江在线见习记者/胡昕然 首席编辑/赵洁）当记者来到王家宝位于杭州柳浪新苑的家中时，老人正和老伴在吃午饭。
简单的两个家常菜，二老吃得别有滋味。
大约10平米的客厅里，最显眼的大衣柜上挂着一幅王家宝老人行军礼的肖像照，上面苍劲有力地题着“抗日英雄，民族之魂”几个大字。
眼前这位93岁高龄的老人仍穿着照片里那件洗的发白的卡其色外套，只是比起照片，显然又苍老了几岁。
在这样平淡的生活里，柔和的日光笼罩在王家宝和老伴身上，自有一种现世安稳的幸福。
然而，谁又能想到，这个已值暮年、温和笃定的老者，曾经是抗战中翻译日军密电的国民党员呢？
从上海到江西生死逃亡
“绝对不做亡国奴！”
1922年正月初十，王家宝出生在杭州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铁路上的干部，生活无忧无虑。
抗战前夕，王家宝在杭州私立蕙兰中学(今天的杭州第二中学前身)读书。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日军的铁蹄踏上中国大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王家宝怎么也不会想到，15年平静的生活会被战争残酷地终结。自那时开始，他的人生就注定与安稳无缘，颠沛流离和心惊胆战成了最平常的感受。
抗战爆发后不久，为了躲避战火，王家宝所在的私立蕙兰中学和其他十五所中学一起搬迁到上海租界内，成立了上海华东基督教联合中学。
1941年12月8日，日军轰炸珍珠港，上海被全部占领。“不愿做亡国奴，那时候的上海我一天都不想多待！”老人慷慨激昂地说。
于是，王家宝只身从上海逃回杭州。哪知杭州也已经全部沦陷。由于王家宝住在租界里，没有进杭需要的良民证，无奈之下只能花了三块钱跟别人买了一张假的。
“当时一个杭州汉奸穿着日本宪兵队的衣服过来检查，一眼就发现我的是假证。还好那个汉奸良心发现，看我年纪小没有把我被带回日本宪兵大队，否则哪里有命！”讲到这里，老人仍然心存余悸。
回杭州后，在一个表舅的带领下，王家宝每天夜里都去六和塔附近的之江码头等船，急切地想要逃出封锁线。
“那时候完全看天意，有潮水才会来船，否则就白跑一趟。”老人回忆起这段偷渡的逃亡史，语速不自觉地加快起来“头一晚没有来船，第二晚也没有来船，第三晚的午夜，潮水来了，我们才登船。”
“船上气氛很紧张，每个人都闷声不响，心里很害怕，日本人的炮台就建在对岸的萧山，如果那时候有任何一个日本士兵举起探照灯一照，机枪一扫，我们全船人都完了。”
这场惊心动魄的逃亡，多亏一路得到友人帮助，让王家宝顺利地经过萧山、金华、常山，最后走了六十里山路，到了江山。
当时王家宝和其他6名上海华东基督教联校的杭州流亡学生聚集到一起，在江山火车站找了一辆去往江西上饶的火车。“火车站里黑压压都是个人，哭声、叫声一团混乱，大家都在想办法逃出去”。
“我们几个年纪小，害怕两个字都不知道。和一些大人一起趴在车顶，就这样一路逃到了上饶。一路上有人不小心掉下去，现在想起来，真是后怕啊”，老人低叹一声，“我们火车走了还没多远，就在我们刚刚停留的位置，一架敌军飞机就开始对着两部列车俯冲轰炸了。”
这段一波三折、惊醒动魄的逃亡，成了老人生命里离死亡最近的时刻。“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绝对不做亡国奴！”
误打误撞进入“军统”
学了不少黑帮暗语
“到了上饶之后，不久我们也走投无路了。那时候在绝望中偶遇了两个熟悉的中学女同学，她们看我们一身狼狈，问我们‘有个地方有饭吃、有书读，你们要不要去？’”落魄的王家宝和同学们一听，欣然答应。
于是，王家宝就这样误打误撞进入了军统息烽培训班，成为第五期学员。据说，当时这个神秘的学校对外的叫法是“中央经管学校特警班”。
老人介绍道，当时学校在一个息烽县城里一个隐蔽的山坳里，课程设置和其他军校训练差不多，以军事训练为主，比如队列、枪械等训练。而为期六个月的后期训练科目与其他军校有所分别，有情报、爆破、制图等专项技能训练。“每天都会练习跑步，拿着十几斤重的步枪训练射击，很苦的。”
除了课程负担重，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基本上一双草鞋要穿一个礼拜。我们没办法，穿烂了一面只有再翻过来换面再穿，这才能撑到下周发鞋。”
之后，由于王家宝被分配到情报的后期训练，为了开展工作，经常需要跟民间势力强大的黑道帮会打交道，学校就安排他学习一些黑帮的接头暗语。
“比如晚上睡觉时候把铺盖打个特殊的结头，那黑帮就明白我的身份，没人敢找我麻烦。或者在茶馆接头时，在正门口的主桌上摆个茶碗阵，就有人会自行来送盘缠，”聊起这段非同一般的特工学习经历，老人津津乐道，“还有会在上课时教我们怎么偷东西，抓起礼帽的一瞬间，也带走了组织需要的重要物件”。
除此之外，情报特工需要熟识所有飞机型号、性能，还有如何快速观察地形等专业性极强的技能，都为日后王家宝开展情报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翻译日军飞机海外起飞密电
“日军气数已尽，真是大快人心。”
1943年底息烽班毕业，王家宝被分到重庆军统第二区经济研究室，负责分析经济情报。当时经济研究室的主任是邓葆光，据说，他曾依据1941年秋看到的一则“日本将以橡胶换取苏联的木材”报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预测日本将偷袭珍珠港的人。
“重庆粮食局霉米案就是我手里侦破的，后来又到经济监察大队查办奸商囤货案。”当时，王家宝在军队里是中尉。
“军统的规矩很严，工作时候决不能和同事随意来往，决不能跟同事打听工作内容，一旦违反就会被处罚”，老人介绍道，“所以直到离开军统，我还不太清楚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究竟是做什么的。”
“当时工作强度很大，从早7点一直忙到晚9点，每周只给我们半天时间休息。薪水很低，大约我一个月工资只够买一双皮鞋或者一只皮箱。”
军统内的工作危机重重，一旦离开办公室执行任务，就有可能有去无回。“当时我有个同事，被派去上海，结果没几天我看报纸的时候才晓得他被抓了，之后也生死不知。”
1945年年初，王家宝从经济研究室被调往第一处海外局，负责翻译日军从海外起飞的飞机的密电。
“比如当时，日军在缅甸的机场，我们驻扎在那边的情报员观察到有多少飞机起飞，飞机型号之类的敌情，就会用密电码传回总部，然后我就对着电码本翻译出来，再交给上级处理，有时候给飞虎队，有时候给远征军。”
那时已值抗战末期，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每天飞机起飞次数已经不多了，每天也就几架，日军气数已尽，真是大快人心”。
那时候，王家宝已经痔瘘缠身，苦不堪言，但是他依然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刻。“翻译的工作很枯燥，很古板，但是我还是坚持下来了。这不是为我自己，是为千千万万同胞做事！”
大约四个月后，王家宝在翻译密电的岗位上终于等来了抗战胜利的喜讯。
抗战后，老人回到杭州，换过很多份工作，做过校对、装卸工、营业员等等。
最让王家宝老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发生在1991年，当时他正在中国美院保安室值班，“有一天休息时间，一群外国留学生在公共区域大吵大闹，很多老师都来劝过也没人听。后来我冲过去大叫一声，keep silence！you must sleep now！（编者注：请保持安静！现在是休息时间！）那几个外国孩子瞬间就愣了，乖乖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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