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几乎是全中国最勤奋、对市场最敏感的一群人，在全国各省、世界各地，紧跟信号灯走在市场最前面的一直都不缺少温州人，这一点，不管是彼时还是此刻，都未曾改变。

　　在这片创业与创新不断的土地上，在这片争议与争吵不断的土地上，温州人始终“在路上”，奋勇向前，踏实奋进。

　　新思路“在路上”

　　温州的繁荣是以小商品制造业起家的，皮鞋、眼镜、打火机曾被视为温州经济的三大“当家花旦”。在历经飞速发展的黄金期后，如今却受资源成本上涨、经济增速放缓挤压而负重前行。

　　《温州蓝皮书：2014年温州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曾尖锐地指出：倒逼式产业升级政策加剧温州实体经济发展困难，现实困局使区域经济政策面临两难选择。

　　当悲观的氛围开始蔓延时，有一群人已经开始默默地大干一番。全国闻名的乐清低压电器市场，其领军企业中国正泰集团已经开始拥抱互联网。该集团下属的上市企业浙江正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年报称，公司电商平台经营成效显著，正全力构建正泰全产业链O2O供应链互动平台。未来，将通过电商平台极大拓展销售市场与提升技术层次。

　　今年5月，报喜鸟发布公告称，其子公司报喜鸟创投公司联手上海谷进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凌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温州网诚民间融资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投资设立一家全新的互联网金融公司小鱼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由新公司统一经营温州贷和口袋理财这两大P2P平台。

　　温州这些曾经背负荣光的传统企业大佬，踏上了“互联网+”的快车，就像当年改革开放初期一样，敢想敢干的温州人的还是按照“老传统”，先干出来再说！

　　更多的温州企业在谋求转型，据笔者了解，温州已有200家企业设首席信息官，专门为企业的信息战略化发展出谋划策，极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从低端传统产品起家，到融合互联网信息化与新型工业化，温商创出新的商业模式，平台思维、用户思维、跨界思维……这些“新花样”早早引起了温商们的注意，温州人对市场的灵敏嗅觉从未减弱。

　　新探索“在路上”

　　有人说，温州的民营经济遭遇了“天花板效应”：民营经济规模小、技术层次低、产业升级困难，公司治理结构滞后。改革创新，还能不能发挥原有的优势？

　　说到“创业创新”，温州人一直引以为傲。中国改革发展史，注定会铭记温州创业者创造出的“第一”：全国第一份私人工商执照、全国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全国第一座农民城、全国第一个农民包机公司……

　　美国《洛杉矶时报》曾刊文，以《走向全球的中国进取者》为题，盛赞勇于开拓的温州人就像是当代的马可·波罗，开拓着经济疆土。以创业的力量，温州人从生存洼地一步步走向富裕高地，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乃至世界。

　　草创阶段的温州人，有胆识有锐气，白手起家、敢为人先。情随景迁，人心不变。2012年，温州金改方案获批，温州人又开始在“闯”字上做文章。

　　今年3月20日，国内首批民营银行之一的温州民商银行获中国银监会浙江监管局批复，26日正式开业。温州民商银行是全国首批由纯民营资本自主发起、自担风险的商业银行之一，注册资金20亿元，由包含正泰集团和华峰氨纶两家主发起人在内的13家优质民营企业共同发起。业内人士认为，这可以帮助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也能够实现金融机构多元化，形成新的竞争格局，进一步弥补温州地方金融体系的不足。

　　新时期的温州创客们也活跃在各个行业领域中，他们或是90后的“技术宅男”，或是科技领域的创新者，或是“创客教育”的推动者……他们中还走出了在全国创客界占有一席之地的领军人物。在温州中学读高二期间就被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提前录取的徐持衡，现在是北京一家计算机视觉开发机构sensetime的联合创始人。去年6月，徐持衡和他的小伙伴们成功开发了人脸识别系统，获得了99.15%的脸部识别率。这一项目为他赢得了国外风投1000万美元的注资。

　　温州的发展植根于大众创业，也植根于万众创新。不同的发展阶段，纵然具体形式在变化，但其核心内涵却一脉相承，那就是温州人独具的创业创新精神。在坚持中完善、在创新中提升，这将是温州赶超发展的底气所在、自信所在、力量所在。

　　新政府“在路上”

　　温州有个有趣的现象，民间有钱，但政府总是缺钱，不仅大工程大项目要找民间“借钱”，后来直接邀请市民“入股”当大股东，而这种经济角色的变化，也转变温州政府对民间营济的态度，保护温州民营经济的活力。

　　其实，面对“不安分”的温州人，温州改革开放初期的执政者，最初都是以“打压者”姿态出现在温州民众面前的。几任执政者在充分调研之后，转变了最初的态度，放活民营经济，充分给出施展空间。

　　一段时间的迅猛发展后，故事发生了逆转，政府长期“无为而治”的弊端慢慢凸显，温州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产品质量问题、担保链危机等等让温州市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维护市场秩序，简化行政审批手续等方面出手，地方政府权力体制与民间市场力量的逐渐合拍，关系渐渐理顺。

　　这种政商关系，也被看做是“温州模式”的一部分。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这样概括“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就是以民本经济为本质、以市场经济为精髓、以实体经济为基石、以有限有为有效为政府治理内核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

　　纵观“温州模式”，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出现：当政府财政遇到问题时，应该增税还是发债？有经济学家认为答案的关键在于，政府的融资成本和民间投资回报率，只要纳税人的投资回报率高于政府公债利息，最优的国策是，少征税，把钱留给老百姓去创业投资，藏富于民，政府尽量用公债来补充财政赤字。

　　妙诀在于让老百姓的收入变成资本之后，就能通过利滚利、钱滚钱让国力民力持续上升。

　　外国人和外国政府喜欢买美国国债，美国政府用低息借到这些钱后，通过减税把钱转给美国老百姓去做股票等生产性资产的投资。这种策略的效果是让美国财富超速增长。

　　搞活经济，温州的发展模式与这个道理有些类似。前车之鉴是，而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敢于利用公债支持发展，同期的清政府还在忙于往国库存银子，结果显而易见。

　　从“打压者”到无为而治，再到有限政府，角色的转变源于对民营经济的尊重，也根据经济发展的趋势而调整策略。市场发展则政府不干涉，市场缺位则政府补位，不当“全能管理者”，只当“服务提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