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记者来到卢沟桥，寻访抗战遗址，聆听亲历者讲述艰苦卓绝的战斗往事。记者林云龙摄

　　当年亲历卢沟桥事变的郑福来老人。记者林云龙摄

　　 浙江在线08月31日讯 （浙江日报记者 何鑫 何苏鸣 张丽陈 伟斌）距离北京市区18公里左右的永定河上有座古老石桥，八百年的风雨沧桑，使它宛如一位百岁老人，岁月磨砺下的石板路，写满故事。

　　它，以其精美的石刻艺术闻名于世，曾被马可·波罗称为“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卢沟晓月”是“燕京八景”之一，桥畔一座汉白玉碑亭里，清乾隆帝的御笔印证着它昔日的风光。然而，1937年的7月7日，却改变了它一生的轨迹，全世界的人都记住了它的名字：卢沟桥。

　　那一天，天空晴朗。历史奔流至此，瞬间迅猛改道。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全民族共同抵抗外敌入侵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为惨烈的战争，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赢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由此开始。　

　　侵略，蓄谋已久

　　家住卢沟桥畔的85岁老人郑福来回忆，“七七”当天晚上，他在睡梦中被枪炮声惊醒，第二天早上，一枚炮弹在自家北房西侧爆炸，小伙伴四春子不幸被炸死。

　　关于那一天，历史这样记录：7月7日夜，日军一部在卢沟桥附近借“军事演习”之名，向中国驻军寻衅，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日方的无理要求遭到中方的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当时驻守宛平县城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抵抗。

　　事实上，日军所谓“失踪”的士兵很快就归队了。“七七事变”蓄谋已久。日本人为何如此想霸占卢沟桥？从当年的地图上可以看出：此时北平城事实上已三面陷入日伪包围，只剩西南面尚有29军驻防，宛平一失，北平将成一座孤城，守住卢沟桥，就是守住北平与中原的通道。

　　日军以演习为借口，经常到宛平城、卢沟桥一带活动，侦察地形，并多次与29军发生争执。进入1937年夏天，日军加大挑衅力度，战火已一触即发：当年6月，日军一部以攻取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进行演习。就在“七七”前一天的7月6日，日军在龙王庙以卢沟桥为目标进行攻击性演习。

　　“夺回卢沟桥！”命令下达时，手持大刀的29军士兵群情激奋——他们抱定与城、桥共存亡的决心，在宛平城居民的协助下，把城东门堵紧，城西门只留下一条缝隙供人出入。29军的大刀队，又一次让日本侵略者魂飞魄散。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杀！”这首流传至今的《大刀进行曲》是作曲家麦新受29军英勇事迹感染，一气呵成。

　　2岁多的赵学芬和4岁的赵学武，却再没见过自己的父亲赵登禹，他是29军132师师长。7月28日，39岁的他因为汉奸出卖，成为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师长。同一天，29军副军长佟麟阁壮烈牺牲。29日，北平沦陷。

　　城墙上面密布的弹孔记录着这场国耻与苦难的开始。7月8日，“七七事变”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就在这里——卢沟桥，日本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全面抗战随之爆发，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亚洲主战场。

　　抗战，血染大地

　　短暂的20世纪，硝烟四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口还未愈合，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战争波及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五分之四的人口被卷入，1.9亿人因战火而伤亡。“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这句源自前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的台词，成了描述二战气息的经典语言。这场空前的人类浩劫吞噬了千千万万条生命，令无数城市和乡村满目疮痍，数不清的文明古迹毁于一旦。

　　而在东方土地上，日本侵略者肆意屠杀，奸淫掳掠，犯下了滔天罪行。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的比值折算，中国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多亿美元。

　　谈到日军的罪行，郑福来老人难掩愤慨：“在日本兵眼里，中国人是可以随意杀的，根本不需要理由。”那些日子，男人扛炮弹，女人烙大饼，小孩端水，士兵磨刀，“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样的——把鬼子赶出去！”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在赵登禹、佟麟阁的身前身后，无数英勇的中国军人倒下了，鲜血浸染大地——他们前仆后继，用血肉铸成新的长城，使日本帝国主义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代价，并最终使其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

　　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场进行重大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近20万次，歼灭日军154万余人，约占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伤人数的70%，对其覆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二战“三巨头”曾这样评价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地区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够避免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中国的抗战，也是世界的抗战：从中国的台儿庄到埃及的阿拉曼，从苏联的库尔斯克到美国的珍珠港，从法国的诺曼底海滩到太平洋上的中途岛，全世界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中国抗战的胜利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发展的重要转折：曾经惨痛的战争记忆，让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比珍惜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发展良机。

　　历史，不会忘记

　　时间随着永定河，无声地流淌了78年。曾经数着卢沟桥上石狮子长大的孩子，也都渐渐搬出了宛平城。昔日的战场，现在安静得好像睡着了。

　　但每一个遭受战争创伤的灵魂都会铭记苦难。“他们犯下的罪行是否定不了的。而我，就是一个见证者。”郑福来老人说。就如同美国人民不会忘记珍珠港事件，俄罗斯人民不会忘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欧洲人民不会忘记诺曼底登陆，卢沟桥一直被中国人民铭记。不远处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自1987年7月7日正式对外开放后，已经累计接待访客2000多万人次。访客中，不乏抗战的亲历者，坐着轮椅携子孙来凭吊。也有日本来的参观者，一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前来忏悔。2005年，一位耄耋老人缓步走上卢沟桥，在桥的中央突然双膝跪下，面向西南，默然垂首。他以下跪的方式，为自己在战争中的罪行向中国人民谢罪。

　　他是一位日军老兵，叫本多立太郎，时年91岁。与在右翼道路上暴走的首相安倍晋三相比，他孤独的身影，透着一丝落寞。

　　“是汲取历史教训？还是逃避历史事实？”这是日本历史学家、明治大学教授山田朗2013年出版著述《日本如何面对历史》的一个核心设问。山田郎说，遗憾的是，这两年来，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政府“历史认识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更加顽固、倒退”。

　　放眼世界，反思与忏悔，从未停止过。

　　今年3月，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日本时，在多个场合敦促安倍政府正视历史，深刻反省日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暴行。自二战结束以来，德国的历任领导人都在反复代表德国人民进行反思、道歉和忏悔。1970年12月7日，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后的下跪告知世人：对于那场灾难，每个德国人都难辞其咎。正如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所说：“对于纳粹暴行，德国负有道义和政治责任来铭记那段历史，永不遗忘，绝不允许历史悲剧重演。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是可以从我们历史上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反思，融入了德国人的血液；反思，让德国重获新生。有人说，德国人民在总理的下跪后站了起来。

　　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波兰维斯特普拉特半岛上有一条巨幅标语：永远不要战争；在德国的数百个城市中都能找到用来纪念二战期间德国纳粹大屠杀受害者而铺就的黄铜砖“绊脚石”，提醒着过往的人们：永远不要忘记。

　　珍视和平、发展和平、维护和平，这是中国对自己与世界的承诺。此刻，站在卢沟桥的石板路上，我们再次读懂了这份承诺。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以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觊觎由来已久。1931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和陆军省制定“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以武力侵占我东北三省的具体步骤，伺机发动战争。

　　据此，日本为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不断制造挑衅事件。1931年8月借口有一个日本军官中村大尉在东北失踪，大肆叫嚣挑衅，并把大批军队调入东北，增强驻扎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准备进攻。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阴谋制造了“柳条湖事件”。日军细密策划在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炸毁南满铁路的一段，诬陷为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不容中方有任何解释和行动，便突然聚集军队攻击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炮轰沈阳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的命令下，19日晨日军占领沈阳。接着又分兵进占辽阳、海城等地。21日东进吉林省，不到五天，几乎全部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河山。之后，南京政府又发表了“告全国军民书”，坚持不抵抗政策。11月日寇占领黑龙江，1932年1月初占领锦州，蒋介石命令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放地完全退入关内。总共不过三个多月，整个东北二百万平方公里领土和三千余万人民、四千多公里铁路和无尽的宝藏，就被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断送了。

　　1932年3月1日，日本扶植原清朝逊位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并强迫中国当局予以承认，遭到严正拒绝。伪“满洲国”完全置于日本政府与军队的控制之下，各部、县等“政府”机构均安排有日本人担任“副”职，掌握实权；甚至“皇宫”中的事务也必须听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安排。东北三省完全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下的殖民地。

　　继东北沦陷之后，驻华日军为了进一步侵略中国而策动华北各省脱离南京中央政府，实行“自治”，其目的是为分离和蚕食华北。

　　1933年，驻华日军以武力迫使南京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议》，1935年1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5至7月，其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今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又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北平(今北京)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梅津达成的条件，即世人所称的“何梅协定”，及察哈尔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定的“秦土协定”，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华北逐步处于十分严重危机的地步。

　　在华北，日本采取的方针与武力强占东北不同，是打算通过扶持傀儡上台，建立日本操纵下的“华北自治政权”，实现其不战而攫取华北的目的。通过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形势愈来愈严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其后，终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七七事变”。

　　(据《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