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岁的潘玮是河南人，拥有11项发明专利。因为杭州对创业有政策上的扶持，2013年他来到杭州创业，一大家人也陆续在杭州定居，成为“新杭州人”。

　　这家人最近做了惊人之举：一家三代八口人都签署了《自愿捐献眼角膜登记表》，将来，他们的眼角膜将会给有需要的人带去光明。

　　为什么在大家都忌讳谈“身后”之事时，这一大家人却如此坦然看待，做出如此大爱之举？

　　由不解到加入

       一家八人决定志愿捐献眼角膜

　　在滨江区潘玮的妹妹潘鹏家中，我省人体捐献志愿者总队长朱强荣给潘玮一家送来了八份《无偿捐献角膜》的荣誉证书。

　　潘玮、潘玮69岁的父亲潘锁牢、68岁的母亲李竹叶、41岁的妻子樊竹梅、37岁的妹妹潘鹏5个人开开心心地接过证书，拍了一张合影。还有三份证书分别是他们16岁的儿子潘钰琦、40岁的表哥李耀宗、37岁的表嫂宋艳红的，他们三人暂时都还住在河南老家。樊竹梅近期要回一趟老家，由她代为转交。

　　潘玮一家都是河南三门峡农村的，对于处理“身后事”，村子里人还是忌讳谈的。去年9月份，在最初潘玮提出要捐献眼角膜时，父母亲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但也纠结得两三天没吃下饭。

　　“我不希望他不完整地离开这个世界。”潘妈妈说她那几天一直失眠，就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口。

　　后来，潘玮带着母亲去杭师大附属医院参加了遗体捐献接收站落成仪式。潘妈妈看到很多人因此受惠，非常感动，态度有了360度大转变。

　　“我不但支持儿子的行为，我自己也想加入。因为我儿子女儿说，如果我过世了，我的眼角膜捐给了别人，他们还能去看看使用我眼角膜的人，那就像是看到我的眼睛一样。”潘妈妈说，这也是为儿女留一个念想。

　　在潘玮的影响下，家里的其他七位成员都填写了眼角膜捐献登记表。

　　除了捐献眼角膜

　　一家中还有四人志愿捐献遗体

　　“如果我们都不在世了，能帮助别人重见光明多好。”潘玮儿子说。

　　潘家还有两名小成员，分别是潘玮妹妹11岁的女儿和表哥13岁的儿子，这两个小家伙也想捐献眼角膜，但长辈们觉得等孩子再大一点，有自主意识了，再捐也不迟。

　　除了捐献眼角膜，潘玮和父亲、母亲、妹妹还分别填写了《自愿捐献遗体登记表》。

　　在潘玮母亲的登记表上，写了这么几句话：“捐献是我个人的意愿，由儿子或女儿执行，其他亲戚无权阻挠。我常常腿抽筋，有肩周炎，希望捐献可以让医学发展得更好，让以后的人得到治疗。”

　　在潘玮的登记表上，还加上了这么一句话：“遗体不用留，要留就把我对家人的爱留下。”

　　看到这句话，潘玮妻子流泪了。她志愿捐献眼角膜，但是对于捐献遗体，她说还要考虑考虑。

　　潘玮说，离开这个世界时，应该只留下爱，而不应该留下遗憾——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视力残疾的共有1600多万人，因角膜病致盲患者约400万人，其中70%可以通过角膜移植手术复明，但实际上每年只有不到5000例的移植手术——很多人都把这归结为“全身而退”的落后观念。

　　“像潘玮这样，一家三代八口人都志愿捐献眼角膜的，并且还有多人志愿捐献遗体的，这在浙江省是唯一一家，而且我从事眼角膜捐献登记多年，在全国也没听说过。”朱强荣说。

　　热心助人是家风

　　认为帮助别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说起捐献眼角膜的渊源，潘玮说就是去年无意间在杭州街头看到红字会宣传捐献眼角膜，他就报名登记了。

　　这样的回答让记者觉得很愕然，原以为在这一大家子的大爱之举背后会有惊天动地的感人故事。但在潘家人看来，帮助别人是很自然的事情。

　　“我和妹妹受妈妈影响，觉得帮助别人就像吃饭一样理所应当。”潘玮向记者叙述了往事中的点点滴滴，他说，妈妈这一辈子都在帮助人。

　　上世纪90年代，河南某地遭遇洪水，潘妈妈把前来求助的人请进门，一件一件翻出衣服来请对方挑选，最后对方挑走了一大包衣服。“其实那时我们家也很穷，但我妈妈觉得我们至少有饭吃，就过得别人好。”潘玮说。

　　“北方冬天的雪很厚，那时候我们6点多就要到学校上课。从家门口到学校大概有三站路，每次下雪我推开门都能看到从家门口到学校被人扫出了一条路，其他学生也都从这里走。我觉得扫雪的人心肠太好了。后来，我才知道是我妈5点多起床扫的。”潘玮说，这些事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但他和妹妹从未忘记，并深受感染。

　　在潘玮上高中时，尽管每个月妈妈只给他60元钱的生活费，但潘玮还是在更贫困的山区结对帮助了一个小伙伴，每学期给对方捐钱。“他都没跟我说，后来我知道了，我问钱从哪里来的，都是从生活费里挤出来的。”潘妈妈说。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让我借你一点光明，当你去天堂旅行时，请把你的爱心留下，继续看看这个世界吧’。”潘玮说，他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宣传人体和角膜捐献，以帮助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