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5月15日讯 (钱江晚报记者 陈淡宁)柴埠村人说，柴埠村已经消失了。

　　这个车载导航依然有显示的桐庐县凤川街道柴埠村究竟去了哪里？

　　2016年5月10日一早，我们从杭州南收费站出城，沿杭千高速一路往南，一个半小时后，车开出桐庐县凤川出口收费站，没拐几个弯便开上了崭新平坦的凤川大道。

　　道路两侧的行道树是新栽种的，稚嫩而柔弱。县城的车流并不湍急，这让这条双向六车道的马路有种孤独的气派。车道中间绿化带里，参差地开着些花，偶尔还有几个为了给景观植物备留的坑洞。

　　周遭仍是拆建的痕迹——

　　有些房屋还留有一副外壳，有些则已变成了红色的土堆。拉着建材的卡车，从宽阔大道上疾驰而过，晴天飞扬的尘土，在这样的雨天里，变成了飞溅到车窗上的黄泥点。

　　这里就是柴埠村，但眼前的景象却不是一座村庄的样貌。

　　道路的一侧，是被一米多高的围墙围起的建筑废墟，另一侧，是修建精致的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桐庐校区。

　　柴埠村在哪里？

　　还好，总有柴埠村人时常在这个已经不存在的村庄里相聚。

　　车载导航上依然存在，但它已经消失

　　本报记者跟着口述史探访桐庐柴埠村

　　富春江畔，柴埠村的遇见

　　富春江边，遇见姚鹏

　　“村里没别的什么好玩，所以大家就总是往江边码头跑”

　　55岁的姚鹏，又溜达到了村落的富春江边。还未进入汛期，江水没有想象中的澎湃，沿江的堤岸处，裸露出缁色的滩涂，杂草间有破碎的石板与石阶，船舶停靠在那里。

　　“那里曾经是个码头。”姚鹏说。

　　柴埠，旧称柴川，是靠码头发展起来的村庄。彼时，凤川大源山、小源山一带盛产柴薪，这些柴通过富春江上的码头，运往江浙各地。久而久之，码头这一带便发展成了一个狭长的埠头村落。尽管如今已没有人能说清村落究竟何时产生，又是何时命名，但据县志记载，清代咸丰年间，柴埠村已是这一代小有名气的交通枢纽村之一。

　　1961年，姚鹏出生。一直到1978年高中毕业，都一直待在柴埠村里。

　　“那时候，一到夏天，我们每天都在那里游泳，发大水的时候我们也都到那里去看。村里没别的什么好玩，所以大家就总是往江边码头跑。”

　　码头曾经是柴埠村里最热闹的一个地方。姚鹏还记得小时候——

　　有一次，省里领导来桐庐考察，要到江对面去。那时候富春江两岸还没有大桥相连。村里好多人都挤在码头上，看吊车把小汽车吊到轮船上，运去江对面。

　　“那是我们第一次见小汽车，可新鲜了。”

　　姚鹏自己家和码头也有点渊源，“解放前，我爷爷的兄弟在码头那边开过一个茶店，那时候的木板船，都停在茶店的附近，那时家里的日子蛮好过的。”

　　只是人们终将告别木柴时代，村里人已经记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停泊在柴埠码头的船只，从木船变成了汽笛轰鸣的轮船，而船上的货物也从柴薪变作了煤炭。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柴埠村的轮船埠，作为富春江上重要的客运码头，终日里热闹非常。这种热闹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客轮停运，轮船埠废弃。

　　村落废墟上，遇见方佐才

　　“1979年轮窑厂开起来之后，整个村里约300人在为窑厂工作”

　　柴埠村废墟的围墙缺口并不难找。

　　在长街和房舍都已经化为黄泥红土的废墟上，村民仍然能找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并站在那里凝望。

　　比如，69岁的方佐才。

　　即便是已经搬迁到了附近的村落，方佐才还是会天天往废墟上跑。可跑去做什么，连方佐才自己也不知道。那好像就是一种无意识的习惯。出门，走着走着，一晃神就又会回到这个地方。

　　好几代都是挑脚挑夫的柴埠村人就是这样，一闲下来就不知所措。

　　柴埠人的无所适从不是今天才有的。

　　上世纪70年代，当拖拉机刚可以替代脚夫们的力气活时，他们就惶惑了。

　　好在，1979年底，村里开了一个制砖轮窑厂。

　　方佐才就是轮窑厂的第一任厂长。

　　“‘轮窑’嘛，就是装的装，烧的烧，分开来流水操作。泥挖出来之后，用制砖机打压成型，再放在阳光下暴晒脱水，再放到炉里去烧。”方佐才说，“1979年那轮窑厂开起来之后，解决了很多剩余劳动力，当时村里有七八百口人，厂子光生产线就吸纳了约120人，算上运输线，整个村里约300人在为窑厂工作。”

　　“窑厂砖头一天的产量就有五万块，高的时候还能达到六、七万块呢。不仅村里的房子都是拿我们自己生产的砖盖的，附近也都是买我们的砖。”

　　说到这里，方佐才忽然停顿了一下，眼神倏然黯淡了下去。

　　“后来么，附近很多地方都盖了窑厂，砖块很快就供大于求了。不久厂子转给私人承包，规模也缩小了。”

　　　“皇甫”祠堂，遇见程春娇

　　“我们柴埠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呢”

　　柴埠村废墟上依旧保存的建筑只有两幢，一个是老式徽派建筑改造的老年活动室，1935年出生的程春娇时常来这里会会老友。不过，她最愿意聊的还是另一幢建筑，那是村中主要姓氏“皇甫”的家族祠堂——解放前，曾是柴埠小学的校址。

　　程春娇师范中专毕业后从建德嫁到了柴埠村。

　　从1969年到1986年，她一直在柴埠小学任教，后来又担任了小学的负责人——她不喜欢别人叫她校长，说“‘文革’的时候很不光彩。”

　　“1969年我到柴埠小学教书，当时一起回去任教的只有四个老师。我们根据学生的数量和年龄分了四个班级，低年级一个班，中年级一个班，高年级一个班，初中一个班。”

　　不过，那时候的柴埠小学是在下庙山脚，只有一座平房，四间教室，教室还是用木板隔开的。

　　“小学里按照国家规定教授语文数学体育唱歌，英语最初是没有设立的，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老师，还有政治课和劳动课，这六门课规定在日课表上是要排出来的。”

　　在程春娇的记忆里，柴埠的孩子和学校，每年都在变化。

　　“我刚来柴埠的时候，这里识字的人很少，因为(村里大多数人)是靠力气吃饭的。”

　　不过，柴埠人很快就感受到了教育的重要性。周边村落的孩子，也都是到柴埠来上学。到后来，不仅开设了幼儿学前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柴埠甚至开办了高中。

　　“可是当时没有数学和物理老师，让知识青年出来当老师，最后因为师资力量不够，高中只办了一届。”程春娇说。

　　柴埠村拆迁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修建浙江工商大学。“当时地块划出来的时候，村民其实挺支持的。”程春娇说，“现在，大家出去会很骄傲地说，我们柴埠从幼儿园到大学都有呢。”

　　村南安置区，遇见皇甫翊炳

　　“我不知道年轻人到底在不在乎这些东西”

　　在柴埠村废墟的南边，有一部分柴埠村拆迁后的安置房，虽然目前还没有交付，但村民偶尔还是会在小区的景观花园内散散步，跳跳舞。

　　这里，离柴埠村人皇甫翊炳租住的房屋距离不远。

　　他展示了一本234页的册子。封面上的照片，拍的是若干年前柴埠村的入口。细密的石阶缝隙处，杂草生长得如石阶旁不知名的树木一样茂盛。

　　册子上写着：《记忆柴埠》皇甫翊炳著。

　　“这个村史……”皇甫翊炳说，“我想，分给大家，村里人每人一本。”

　　出生于1940年的皇甫翊炳，这一辈子都生活在柴埠。他教过书，务过农，养过蜂，当过电影放映员，还做过村电工……

　　“我姓皇甫嘛，在村里是主姓。我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跟着叔叔伯伯在村里走动。听他们给我讲村里的故事，这个地方，那间屋子的来历，我是听得很入迷的。”皇甫翊炳说，后来懂事一点，长辈就跟他说，以后把这些故事都传下去。

　　当时皇甫翊炳未曾想到，这个生养自己的村庄竟会从这片土地上消失。“我是想写的。”皇甫翊炳说，“可我不知道我写的这些东西，年轻人会不会有兴趣看，他们到底在不在乎这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