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院学生在枫洞岩窑址捡到的“官”字款瓷片，现已复原成为“洗”，盛水洗笔的器皿。

　　说到龙泉青瓷，大名鼎鼎，2009年就成为全球唯一入选“非遗”的陶瓷类项目，龙泉窑窑址最密集的地方，自然在浙江丽水龙泉市境内。前不久，关于龙泉窑的最新考古成果出来了。

　　8月4日，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考古成果报告会，在浙江省龙泉青瓷博物馆举行，并首发了《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考古成果报告。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个窑址最大的发现，可以这样说：枫洞岩窑址出土的器物中，瓷器上发现刻有五爪龙、“官”等字款，确定了枫洞岩窑场为明初奉旨烧造宫廷用瓷的重要窑场之一。

　　这句话的关键词，有两个：明代和奉旨。

　　历史文献曾经提到，明代初期，龙泉窑曾经为宫廷烧制瓷器，但考古专家一直没找到“证据”，这一次，地方找到了，就是这个枫洞岩窑址。

　　那么，它是官窑了？然而并不是。

　　为什么？

　　昨天，记者从杭州出发，经历6小时的车程，来到了枫洞岩窑址，寻找答案。

　　机缘巧合

　　美院学生10年前捡到“官”字瓷片

　　先给大家定位下这个窑址。

　　“大窑”指的是大窑村，在龙泉市西南方35千米的琉华山下。这个地方，在宋元及明初就是龙泉青瓷的中心窑区，大窑窑址群目前能确定的窑址数量超过80处。

　　枫洞岩窑址，在大窑村北约1500米的峡谷中，一路上，山林茂密，谷底溪水长流。带记者采访的龙泉市文保所副所长周光贵指着山上说，这里到处是密集的瓷土，所以为这个窑址提供了丰富的燃料和原料。

　　沈岳明，此次发掘的领队、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书记，他曾经向考古所前辈牟永抗——也是钱报“文脉”栏目采访过的考古大家，请教龙泉窑的考古工作。

　　牟先生担心，生产典型的龙泉黑胎青瓷的溪口瓦窑垟窑址，自民国以来，经历了大规模的盗掘，原生地层堆积恐怕已经无存，所以建议他先从晚段做起。于是，沈岳明决定从明代做起。

　　但是，问题来了。

　　传统观点认为，龙泉窑的鼎盛时期，在宋元，元代晚期已经开始衰弱，明代龙泉窑的质量，还会好吗？

　　沈岳明心里还有一个大疑问，也摆到了面前。

　　洪武时期，处州（龙泉古属处州）就开始承担为宫廷烧造瓷器的任务了。《大明会典》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处州（龙泉）和饶州（景德镇）一样承担了“宫廷定制”的任务。而且，《明宪宗实录》里明确写到，天顺八年之前，宫廷的内官还要下来监督。

　　朝廷下订单，还有内官督陶，这是景德镇御器厂的“规矩”，而且，考古也发现了实证。那么，龙泉的御窑厂，所谓“处州官窑”，究竟在哪里？

　　沈岳明一直不知道。

　　记者在去枫洞岩窑址的路上，经过一个名叫“官厂”的地方。周光贵说，这是老百姓一直在叫的名字，似乎暗示了此处的尊贵身份。但谁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叫。

　　巧的是，上世纪50年代，考古专家也曾在这里发现了类似元明时期青釉刻花厚釉产品（官窑的特征），但当时，并没有与文献记载对应起来。

　　就这样，大家似乎一直在错过，直到2006年。

　　那年，枫洞岩窑址发生了盗掘。更巧的是，沈岳明有一个在中国美术学院读书的学生，在枫洞岩捡到了一块很小的瓷片，底部居然刻了一个字：官。他把这个瓷片交给了沈老师。

　　必然和偶然，促成了那年枫洞岩窑址的发掘。沈岳明拿着这个瓷片，在窑址发掘时，找到了瓷片的“兄弟姐妹”——口沿、腹部，复原了它，这是一个洗，就是盛水洗笔的器皿。这也是枫洞岩窑址内，唯一刻着“官”字款的洗。

　　不是官窑

　　而是皇帝的定制款

　　在现场，记者还看到了一个展示陶瓷生产工艺流程的作坊遗址，淘洗瓷土的淘洗池，还有储泥池等等配套设施，全都完好保留。

　　周光贵说，烧制器物时，下面都有个垫饼，它的上面密密麻麻写了窑工的笔记，比如“三样三个花，二样碗五个花”，窑工怕忘记，就写在了上面。

　　用考古专业术语来说，这些笔记，反映了宫廷用瓷“制样须索”的主要生产方式，说白了，这就是作为买家——皇帝在淘宝拍下的定制款。

　　沈岳明说，这个“制样须索”，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面的意图”。

　　除了“官”，瓷器上还有“永乐九年”、“永乐辛卯”等非常明确的指向明代的纪年。而“五爪龙”的刻花，在明代，只有皇帝才能用。

　　除了这些铁证，之前记者提到，除了龙泉，景德镇也同时接下了为宫廷烧造瓷器的单子。事实证明，此次枫洞岩窑址发现的瓷器，与景德镇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上基本一致。

　　似乎，所有的一切铁证，都在把枫洞岩窑址往“官窑”上靠拢。但，答案是否定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建明说，官窑，完全是宫廷自己组织生产，自己管理，自己控制产品流向。而这里发现很大一部分的瓷器，是普通的民用器物，胎釉质量比较差，且流向了商品贸易市场，比如南京、杭州，以及海外。此外，枫洞岩窑址里，出土了不同时期的各种姓氏铭记，如顾氏、李用记号、山中人等等，这在官窑窑场中是不应该出现的。

　　“官窑绝不可能有不同的性质，而且，如果全烧造官用器物，没有必要再刻‘官’字了。像南宋官窑、景德镇御窑厂就没有‘官’字名款。”沈岳明这样说。

　　但不管怎么样，为明代宫廷定制龙泉窑的地方，无疑找到了。而发掘出土的数以吨计的瓷器中，那些高质量的洗、梅瓶、执壶、盘、碗、高足杯，曾经也为朱元璋和朱棣所赏用。更重要的是，这也打破了人们过去的陈见，说明浙江龙泉窑的兴盛期延续到了明代早期。

　　“龙泉窑在明代为宫廷烧造瓷器的窑址也应不止一处。既然在大窑村，还有‘官厂’的明代窑址遗存，这都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工作。”沈岳明说。

　　（感谢龙泉青瓷博物馆馆长周晓峰、龙泉市文保所副所长周光贵，对本次报道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