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参观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

　　浙江在线8月12日讯（浙江日报记者 刘慧）集10年考古发掘之力，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考古成果出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编著的《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一书，8月4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8月11日，记者从省考古所获悉，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考古成果报告会暨《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首发式在龙泉青瓷博物馆举行。

　　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磐，龙泉青瓷历史悠久，以其独特的釉色成为历史长河中一颗闪亮的明珠。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迄今全球唯一入选人类非遗的陶瓷类项目。

　　遍布龙泉境内的窑址成为研究龙泉青瓷的考古重地。龙泉窑以瓯江上游龙泉溪为轴线，溪水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来往如梭。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龙泉境内有青瓷窑址400余处，分布在小梅、查田、安仁、道太、宝溪等10多个乡镇、街道的47个行政村。其中，大窑村位于龙泉市西南方35公里的琉华山下，是宋元及明初时期龙泉青瓷的中心窑区，村北有69处古窑址。大窑枫洞岩窑址位于大窑村北约1.5公里处的峡谷中，海拔500余米，东西两侧有高山，林木茂盛，瓷土矿丰富。

　　自2006年开始，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北大考古文博学院、龙泉青瓷博物馆联合对大窑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披露了窑炉、作坊、住房、储泥地等遗迹，出土瓷器、残片等总数达16余万件，重达50余吨，并采集了大量匣钵、窑具等标本。在出土的器物中还发现了瓷器上刻有五爪龙纹样、“官”字款等，进一步明确了器物的性质，表明枫洞岩窑场为明初奉旨烧造宫廷用瓷的重要窑场之一。

窑址堆积层。

　　此次发掘还出土了众多烧成年代为元、明时期的瓷器，为龙泉窑的分期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发现了“永乐九年”“永乐辛卯”“乙卯中”及“八思巴”文等纪年文字和具有非常明确使用年代的标本，对龙泉窑的断代研究意义重大。此次发掘领队、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沈岳明说，考古发掘披露的淘洗池、辘轳坑等种种遗迹配套组合，复原出一个非常完整的陶瓷生产工艺流程，是本次发掘的重要成果。

　　《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一书首次详细披露了不为人知的细节:从窑址位置与发掘概况、地层堆积、遗迹、遗物到分期和特征等，发现了一系列生产遗迹，复原了陶瓷生产流程，确立了明代地层，出土了一批与清宫旧藏相似的器物，出土的宫廷用瓷与景德镇明代御器厂产品有共同的纹样。这说明枫洞岩窑址不是朝廷设立的官窑，是因为朝廷“制样须索”而烧造宫廷用瓷。

　　那么，龙泉窑到底始烧于何时?最早的窑场在哪里?这仍是学者们不断探寻的难题: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有官窑、仿官和哥弟窑的争论，对其生产年代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说法，更遑论全面了解这类产品的器物特点和组合、工艺特征乃至生产管理方式等。元代宫廷曾在江浙行省烧造祭器。而元末明初江浙行省生产青瓷的以龙泉窑最为有名，故此专家学者认为龙泉窑承担了为元代朝廷烧造青瓷祭器的任务。那么，元代祭器究竟是什么形制，那时烧造祭器的窑场又具体何在?朝廷下样、内官督陶是景德镇御窑厂的建制，那么，同样是朝廷下样且内官督陶的“处州官窑”究竟何在呢?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随着考古调查发掘工作的进行和资料的日益积累，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龙泉窑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但仍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因为从目前已知的龙泉金村考古发掘资料判断，从北宋开始生产的产品才具有独特的龙泉窑风格，但具体是北宋早期还是北宋中期尚有争议，且该时期的产品和越窑、瓯窑有着怎样的关联等也不清楚。2006年以后开始的考古，就是以上述龙泉窑的未解之谜为切入点展开的——大窑无疑是研究龙泉青瓷的最重要地区，龙泉窑诸多未解之谜的谜底可能就藏在这里。

窑址出土的青瓷。

　　沈岳明说，发掘枫洞岩窑址初步解决了龙泉窑“定夺样制”为明代宫廷烧造瓷器的问题，同时也明确枫洞岩窑场不是御窑厂。那么，内官督陶的“处州官窑”在哪里呢?从考古调查发掘资料看，这个烧制的实际地点很可能在大窑岙底窑址群内。现今在大窑岙底尚有名为“官厂”的故址存在，其地也出土过类似枫洞岩窑址官器风格的产品。故今后计划通过对该地区窑址小规模的试掘和重点窑址的发掘，发现与明代中期官用瓷器生产相关的线索和资料，进一步解决“处州官窑”难题。

　　“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能够整理出如此详尽的报告，对龙泉青瓷的发展，乃至整个中国陶瓷学术研究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说，期待龙泉窑址的发掘工作能持续进行，让龙泉窑址为我国考古专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不断培养考古人才。

　　目前，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的大批青瓷正在龙泉青瓷博物馆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