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9月18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吴佳妮 胡芸）8月14日，杭州江干区健风大厦的物业管理方收到了一张特殊的“拒运垃圾”罚单，由于多次警告后垃圾分类未整改到位，从当日起，大厦的生活垃圾被拒绝收运4天。

　　生活垃圾强制分类，要动真格了。今年7月以来，杭州市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生活垃圾分类集中整治，开出的2000余张整改通知书、近千张行政处罚单，再次凸显了推进垃圾分类的决心。

　　这些罚单改变了什么？有没有使垃圾分类从源头得以改善？近日，记者实地进行了探访。

　　两个月开出千张罚单

　　9月10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秋涛路的健风大厦，之前因“拒运”罚单堆积的垃圾已经清运完毕，垃圾分类的标识标牌已经上墙，6个黄色垃圾桶摆放整齐，剩余红、绿、蓝3个垃圾桶也已经配置。

　　正在回访巡查的江干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整改效果基本达到要求。”健风大厦内多为商铺，垃圾以布料、塑料包装等为主，黄色垃圾桶配置较多。虽然垃圾桶的配置、标识、标牌均到位，但记者发现，垃圾桶内部分垃圾混投，在放置其他垃圾的黄色桶中，还混杂着瓜子壳、水果皮。

　　类似现象在丁兰街道久睦苑同样存在。9月初，因小区内垃圾桶桶身破损未清洗、垃圾混投，久睦苑被停运生活垃圾两天。在恢复清运后，小区内相关设施设备有所增设和更新，但记者随机询问了十余位居民，多数人对“小区垃圾被拒运”一事摇头不知。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虽有“拒运垃圾”的管理手段，也有落到实处、金额具体的行政处罚，但这些措施常常被消化在物业层面，并未真正触及垃圾制造者的利益。在被处罚的垃圾停运期间，健风大厦将垃圾堆放在停车场一角，用毛毡布覆盖，大厦内垃圾照常收集，由保洁员二次分拣。业主们并未被告知要加强垃圾分类整改，商铺运转照常。同样被处罚的下城区杭州绿港花卉世界，被停运的生活垃圾集中堆放，由管理方工作人员完成分拣处理。“又臭又恶心！”工作人员张芳说，20多人忙了一星期，才把垃圾分拣完成。

　　物业管理方已行动起来。健风大厦将对垃圾桶配置等进行整顿，向业主持续宣传垃圾分类的相关知识。杭州绿港花卉世界的张芳则和同事一起，将所管的商铺都走了一遍：“每家每户都叮嘱过了。”

　　为什么不让业主参与？几乎所有受访的物业管理方都表示：对业主以服务为本，无法有强制性要求，只能劝导为主。如果有处罚单，基本由物业公司自身承担。

　　“垃圾拒运是一种新的管理手段。”江干区城管局综合督查科副科长朱华俊说，这意味着在垃圾分类工作上，政府部门的角色由“宣传者”进一步强化成为“管理者”。

　　除了垃圾“拒运”的管理手段，从今年3月至7月，江干区城管局根据《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垃圾分类方面共处罚金额达15万元。

　　朱华俊坦言，目前对垃圾分类的监督管控，主要仍是针对企业和单位，对普通居民还未涉及。江干区丁兰街道城管科黄茜岚认为，先保证设施设备到位，然后再通过行政手段，发动物业配合入户宣传，最终形成合力，才能真正促成垃圾分类工作的更进一步。

　　何时能对垃圾的源头制造者动真格？目前，杭州市相关部门并未给出答案。“我们一直在做。”朱华俊说，“垃圾分类无法一蹴而就，很多方法和措施不能立竿见影，但是我相信只要持续做下去，潜移默化中，总会有进步。”

　　城市垃圾分类亟待破题

　　2010年，杭州全面推行垃圾分类，至今，已经过去了8个年头。

　　8年来，杭州扎实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利用和分类处置，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推进垃圾分类作出了诸多努力。截至今年6月底，杭州市区已开展垃圾分类生活小区2672个，机关、企（事）业单位2032家，日均处理生活垃圾约1.14万吨。在2015年之前，全市生活垃圾每年增量达到10%以上，而在2018年1至5月，杭州垃圾增长率仅为0.46%。

　　尽管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杭州市民的垃圾分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但在杭州市区2600多个小区中，真正实现靠居民自觉分类的小区只有百余个，整体进展仍难尽如人意。“其余多数小区只能保证分类设施到位，宣传和管理大多还没有跟上。”杭州市容环境卫生监督中心分类指导科科长曹勐琦说。

　　《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在2015年颁布实行，此前垃圾分类管理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行政执法强制手段，对垃圾分类的整体推进，特别是企业单位的分类，实际开展的时间并不长。早期的垃圾分类工作，更多的是寄希望于居民个体的“自觉、自发”。“这是垃圾分类总体进展缓慢的最主要原因。”曹勐琦认为。

　　另一方面原因则是人力和资金投入的不足。目前，基层普遍存在垃圾分类专管员配置、责任落实不到位、城管队伍执法力量有限等情况。

　　垃圾分类是个系统复杂的过程，涉及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等多个方面，同时还涉及废品回收再利用系统与环卫系统。在采访中，多位受访的基层工作者和专家表示，垃圾分类的管理工作不能仅靠“罚单”手段一罚了之，多部门应建立机制进行充分的协调与联动，并制定配套相关的奖惩措施，从而形成“政府推动，全民参与”的治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