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香港12月18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詹丽华）那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时隔20年，依旧惊心动魄。

　　1998年8月28日，香港特区政府和以对冲基金为主体的国际游资几经缠斗首次正面迎击，当天香港股市交易金额达790亿港元，创下港股开市以来最高交易纪录，恒生指数收于7829点。首次“决战”，香港艰难地守住了金融门户。

　　事后，据香港媒体估算，缠斗期间香港特区政府动用了相当于1200亿港元（按当时汇率约1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给了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金融炒家一次痛击。仅资金量就超过了1993年英镑保卫战中英国政府投入的77亿美元的规模，成为政府与国际金融炒家对垒规模最大的一次。

　　代行中央银行职权的金融管理局，直接入市干预期货股票市场，在全球开放型资本市场上也尚属首例。

　　关于这场以金钱、智慧和魄力为武器的金融激战，亲历者们有着怎样的记忆？

　　兵临

　　1997年7月1日凌晨，绚烂烟火照亮香江的夜空，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正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亲眼见证国旗交接的历史性时刻。此时，他并不知道，一天之后，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即将掀起风暴。

　　“一开始，没想到‘火’会烧到香港。”蔡冠深回忆说，1997年7月泰铢被狙击时，香港人虽然担心，但大多还是“隔岸观火”的心态，并不认为香港会受到波及，“一方面，香港刚刚回归大家正高兴，另一方面我们相信香港的金融构架比较健全，监管也比较到位，不至于（被狙击）。”

　　现实是3个月后，国际游资移师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香港实施港币与美元汇率固定挂钩的汇率制度），造成香港同业拆息高企，恒指和期指大幅下跌。

　　这仅仅是寒冬的开始。

1998年2月2日，香港股市在虎年第一个交易日出现红盘。新华社资料照片

　　恐惧

　　在联系汇率制度下，港元汇率的稳定主要由自动利率调节机制实现，这有利于各类长期贸易及经济合同的缔结及国际资本的汇集，从而给香港带来更多利益和机会。但相应的，港元利率也容易急升，从而影响股市。这样，国际游资只要事先在股市、期市沽空，然后再大量向银行借贷港元，迫使港元利率急升，恒指暴跌，就可以获得暴利。

　　在多次试探性攻击之后，1998年8月初，数家欧美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同时向香港汇市、股市和期货市场大举进攻，一边不断购买看跌的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累积大量淡仓；一边散播谣言，甚至有一家海外基金开出了“1998年8月12日香港联系汇率脱钩”的期权。

　　1998年8月13日，香港恒生指数跌至6600点附近的低位。而6500点就是当时估算的银行体系所能承受的最底线。一旦跌穿，银行无可选择之下势必大量抛售有关质押资产，进而掀起股市、楼市的恶性抛售潮，香港人多年积累的财富将血本无归，香港经济亦将遭受致命打击。

　　“恐惧。”说起当时的感觉，蔡冠深脱口而出两个字。在他看来，那是香港迄今为止最难熬的时光之一。“每天都在盯着股市，一刻不敢松懈。”如今，他语气平淡地开玩笑说，那场金融风暴让他掉了很多头发。掉的何止头发，恒生指数一路下跌，蔡冠深手里七家股票的市值跌幅超过70%，数十亿港元资产几乎一夜成空。一边是上家催款，一边是下家欠款还不上，他愁得睡不着，最长一次两天两夜不合眼。

　　保卫

　　1998年8月14日早8时，香港金融管理局（简称金管局）紧急召开早餐会，到会的人除了金管局要员，还有几家券商的老总。

　　时任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并未多言，直入正题：“我等一下就要入市了。你们做不做？”

　　“做！”早餐会仅半小时结束，所有人开始准备。当天收市，恒指大涨564点，终盘报收7224点，升幅8%，创下6年里单日升幅之最。

　　至今那张照片仍广为流传：当天下午5点，时任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居中，左手边是金管局总裁任志刚，右边是财经事务局局长许仕仁，三人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香港特区政府同时进入股市和期市，全面迎击国际炒家。

　　“打山头得凭实力，不打，又是一地鸡毛。”其时，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永远名誉会长谢涌海正在某券商任职，那段时间接待最多的就是来自各个层面的咨询和问策，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游资手里到底有多少筹码？

新华社资料图

　　决战

　　1998年8月28日，这一天是香港恒指期货8月合约的结算日。

　　“这是算输赢的日子。”谢涌海解释说，经过数天的你来我往、短兵相接，香港特区政府对这波国际炒家的实力有了基本判断，当天恒生指数的高低，将决定亿万资金的去与留，如果当天香港股市、汇市能在高位企稳，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将大幅“失血”，反之香港特区政府之前投入的数百亿港元等于扔进水里。“打到这里，最后就是拼资金量了。”

　　上午10点整，开市的钟声敲响，所有受政府委托的券商经纪齐刷刷地在香港电讯买家的位置挂牌，瞬间就将999个买家位置挤满。

　　据媒体报道，开市仅仅5分钟，就有价值30亿至40亿港元的股票易手。半小时后，交易额突破100亿港元。到上午收盘时交易额已经达409亿港元，仅两小时就接近当时港股日成交历史纪录。午后开市，外资炒家开始疯狂反扑，攻守主战场又是汇丰控股。

　　“我们当天动用了300亿港币，力托汇丰，其实就仅仅是为了不让它跌5毛钱。”多年后，时任中银国际证券总经理的冯志坚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如果汇丰控股下跌5毛钱，可能就意味着恒指里几十个点的变化。

　　冯志坚的副手幸广林当时在公司盘房里坐镇指挥，盘房内的5号终端机那天专门用来买入汇丰控股的股票。按照终端机的工作机制，一天的交易结束之后，电脑会自动将当天机器上的成交额计算汇总，打印出来。不久前，幸广林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说起一件趣事，当天5号终端机的打印纸是一连串的“星号”。原来，交易所当时所使用的二代交易机只能打出10位数字，也就是说，它的输出极限为九十九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而它当天的交易额超过100亿。

　　及至下午4点收盘，恒生指数终于在7829点定格。开市4小时交易额达到了香港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790亿港元，平均每分钟就约有价值3.5亿元的股票易手。

　　如果抛开这一天惨烈的战况，那么7829点其实是个非常平淡的数字，甚至比前一天还跌了93点，但它最终让香港股市稳住了脚跟。

　　随即，时任香港特区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特区政府已经获胜。

　　新闻深读

　　金融风暴后，香港之变

　　香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谢涌海、蔡冠深和王中伟的办公室都在中环，相互之间步行距离不超过15分钟，窗外是同一片维多利亚港。

　　谢涌海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原本从未设想他的事业轨迹会与金融产生关联；蔡冠深痴迷于文学和历史，年少时曾梦想成为一个作家；王中伟在杭州大学求学，涉足金融之前，是一名从业逾20年的资深律师。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他们之间或许不会在香港产生交集。如果不是经历过金融风暴，或许他们不会对香港的未来如此有信心，如此坚定。

　　我比金融风暴之前更保守

　　蔡冠深刚刚从北京回来。“内地改革开放踏上新台阶，香港一定可以施展独特所长，迎来转型升级的新机遇。”他一边说，一边从西装内袋里拿出两张折得整整齐齐的A4纸，小心地展平，放到办公桌上。这是他11月12日在北京面见国家主席习近平时做的笔记。习主席对香港同胞在改革开放中的贡献如数家珍，让他倍感振奋。“港澳的未来地位只会更重要，有太多事情要抓紧做。”

　　他总是记得1979年，乘着木船从香港到珠海时的场景，那是蔡冠深第一次跟随父亲到内地做生意。那一年很多香港商人开始在广东投资，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香港“海产大王”蔡继有。“中山、珠海、汕头比较多，因为很多香港人祖籍在那里。”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香港也只是一个小城市。”蔡冠深说，如果不是“背靠祖国”，或许香港不会在那么短时间里从98金融风暴中缓过劲来。

　　“我们推迟了两年才上市。”1985年新华集团就开始涉足金融业务，一直发展顺利，1998年前这块业务已经满足上市条件，结果碰上金融风暴，直到2000年9月，新华汇富才在香港主板上市。蔡冠深坦言自己变得比金融风暴之前更保守：“尽量用自有资金运作，宁愿少挣一点。”

2006年的香港铜锣湾商业区。新华社资料照片

　　中资券商的快速崛起

　　在中银国际英国保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谢涌海看来，金融风暴直接导致了香港金融市场格局的改变。

　　“金融风暴之前，香港证券市场以本地华资券商为主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百富勤。”1998年初，久负盛名、创造出盛极一时的“红筹股”概念的百富勤受金融风暴影响深度被套，不得不宣告破产，随后香港本土券商开始走下坡路，而部分英资、日资券商也受到波及，出让市场份额，转走保守策略。当时悄然登陆香港的还有中资券商。“中银国际控股就是那时候注册的。”

　　中银国际控股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资附属投资银行机构，1998年7月在香港成立，但其实它的前身中国建设财务（香港）有限公司早在1993年就参与了中国企业赴境外资本市场融资的第一案“青岛啤酒香港上市”。

　　谢涌海就是在那年（1993年）1月份，到香港工作，自此他的事业轨迹再未离开过这里。

　　港交所数据显示，从1997年至2017年4月底，港交所首次公开招股总集资额达到3.269万亿港元，其中内地企业集资额为2.537万亿港元，占总集资额的78%。

　　与之相应的，是中资券商的快速崛起。“2007年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成立时只有8名会员，现在有111名。”谢涌海说，中资券商已经成为港股券商板块的中流砥柱，新股上市业务最大的前十家公司中，中资券商占了九席。

新华社资料图

　　危机意识时刻都要有

　　新永安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王中伟正努力以香港为基础，把他的业务辐射到全球。新永安总部在杭州，是最早持牌进入香港市场的6家内地期货公司之一。2006年初到香港，王中伟才惊讶地发现，在这个全球各大金融机构齐聚的投资市场上居然没有商品期货概念，大多是金融期货。“中资期货公司对香港的商品期货推广做出了很大贡献。”这让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成就感。

　　如今，王中伟分管永安期货国际化业务，在香港与杭州之间往返是他12年来的工作日常，他说，“危机总是会再现的，这是经济规律，但我们管理风险的手段在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也在增强。香港有着高度市场化的管理体制，市场信心的恢复非常快。”

　　蔡冠深说，其实在香港很少有人再去讨论政府当时“入市”的决定对不对，“无论对，还是不对，这都是一个很困难的抉择。结果已经产生，我们就接受。”

　　“亚洲金融风暴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一定要处理好汇率、利率和金融市场的开放三者之间的关系。”谢涌海打了个比喻，“当你决定开着门睡觉，得先想好，万一小偷、强盗来了怎么办？危机意识时刻都要有。”

　　人生因改革而转折

　　对很多人来说，人生的转折在1978年发生，谢涌海是其中之一。当时，中国银行为扩充海外分行人员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最后一共招了108人，我是其中之一。”

　　1979年1月，谢涌海到中国银行资金部报到，就在北京西交民巷17号办公，这幢著名的建筑曾见证了中国银行业波澜起伏的历史。“说来你或许难以想象，那时候我们计算工作还是用算盘，一天发几十份电报调头寸。”如今坐在中银大厦27楼的办公室里，谢涌海慢慢回溯初入行的时光，满眼笑意。

　　截至2018年10月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这对40年前的谢涌海而言，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

　　40年，弹指一挥间。

　　蔡冠深时常鼓励孩子们多到内地走走。“传承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蔡冠深有四子一女，“让他们亲眼看看，才会知道祖国今天的发展不是以前想象那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