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传统与浙江精神

　　陈寿灿

　　浙江精神的形成，我们可以从浙江实践与浙学传统、浙江文化史乃至中华民族文化史等角度加以阐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先后总结出“四千精神”“新四千精神”等，这些研究阐明了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也进一步确立了从浙江精神这一角度探究当代浙江发展的文化路径。2006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发表署名文章，用十二个字——“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概括了浙江精神，并把浙江精神解读为支撑、推动、引领浙江人民创造自己灿烂文明的文化力量。

　　浙江精神是浙学传统化育的文化成果。浙江有着7000年文化史，历来享有“人文渊薮”之美誉。浙江先民先后创造了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古越文化。自东汉经魏晋南北朝，浙江的学术与文化发展虽不如中原一带，但其自身仍有较大发展和传播，出现了王充等一些著名的思想家，王充“疾虚妄”的批判精神成为后世浙江学人内省的重要思想资源。南宋以降，出现了以叶适、陈亮和吕祖谦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以王阳明为首的姚江学派，以刘宗周为首的蕺山学派，以及以黄宗羲、全祖望等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等。王充以降，浙江学术界虽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学术流派，但却始终秉承了批判精神、包容和合、关注现实的优良传统。浙学的批判精神形塑了浙江人求真、创新的文化气质，从而成就了浙江人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启蒙、社会革命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勇立潮头、敢为人先的文明风貌。浙学发展过程最为充分地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包容和合取向，这种文化氛围成就了浙江人包容、和合的文化品格。关注现实是浙学的又一个优良传统，从王充的“疾虚妄”到永嘉事功学说，再到明清两代的浙东史学，关注现实一直是浙学的最基本取向。浙东史学所秉承的亦是这一传统，其研究关注现实的路径是：一方面，浙东史学的研究特别强调乡土文化的文脉传承，强化了传统在现实中的流传；另一方面，浙东史学注重外王经世事实的实际开辟，以图从历史事迹的演变中寻求现实困境的可能出路。浙学的这种传统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也得到了不断的强化，最终汇聚成为激发浙江“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之精粹的源头活水，也直接形塑了浙江精神，为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

　　浙江精神与中华传统文化之间具有高度的内生性统一。浙江精神虽然是一个有其明确地域性指向的概念，但在其自身的成长中，得益于宋室南迁、中华文脉南移的历史机遇，浙学与浙江精神及其发展和中华民族传统之间有着超乎寻常的高度一致性。随着宋室南迁，北方各世家大族、学术大儒也多有南迁者，曾经的学术中心——中原一带在中华民族的文化版图的地位迅速下降，江浙地带迅速崛起为当时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先秦及至两汉的经典儒学在经历了隋唐以来佛教的冲击之后，一分为三，程朱理学、陆氏心学、金华婺学，又在儒释道的融合中走向阳明心学以及明清之际的浙东史学。在这一文脉中成长起来的就不仅是浙江人民的人格气质与价值取向，而且代表中华民族文化在浙江的生动体现。当阳明学成长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后的原创性高峰，以及明清浙学成长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先声之时，浙学传统也同时为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提供具有活力的文化力量。对于浙江人来说，这是一种无上的荣光，也意味着光荣的文化使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已充分表明，浙江人民没有辜负这一文化的荣光与使命：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精神引领浙江人民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培育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市场主体，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成为能动的经济创造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全面进步，成为巨大的社会凝聚力；极大地促进了浙江的法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成为核心的文化竞争力。在新时代，浙江精神将继续为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全面实现“两个高水平”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作者为浙江工商大学校长】

　　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一致性

　　彭冰冰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在建党实践中以及建党初期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崇高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反映了浙江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的精神风貌。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创新和实干是红船精神、浙江精神的要义。自古以来，浙江人民思想解放、敢于创新。王充、沈括、王阳明、黄宗羲、龚自珍等思想家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求真务实是浙江传统文化的另一突出特征。创新和实干已经融入浙江人民的血脉，铸就了浙江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的崇高荣誉。

　　民营经济是浙江的一张亮丽名片，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浙江企业，数量已经连续21年位列全国首位。在反映老百姓富裕程度最关键的指标——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浙江多年名列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更难能可贵的是，浙江是全国发展最为均衡的省份。当前，省委、省政府进一步推动“八八战略”再深化、改革开放再出发，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努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全面推进浙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这些举措，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浙江人民创新和实干的文化传承。

　　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提炼，是中国共产党人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习近平同志历来重视文化的力量，在浙江工作期间撰写的评论集《之江新语》中，“文化”一词出现了160多次，提出了“文化是灵魂”“文化育和谐”等科学论断。他强调，提炼红船精神要有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要放到全国大背景中去思考、去研究、去把握。他亲自倡导开展“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大讨论，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如今，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已经显现出文化的巨大力量，不断激励着浙江人民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劈波前行。

　　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提炼，形式上是总结历史经验，本质上是为了开拓未来，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对浙江如何续写辉煌，对整个中华民族如何实现伟大复兴的深邃思索。在新时代，我们要继续发挥好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凝聚力，把情感和意志融合起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把个人力量与集体力量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实践合力。我们要继续发挥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推动力，大力弘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继续解放思想，不断拓宽发展思路，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我们要继续发挥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引领力，借助文化的力量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红船是中国共产党的根脉。中国共产党人从这里起航，从这里走向全国，从这里走向辉煌。“数往知来”，红船精神的提炼展现了习近平同志深刻的历史思维，体现的是他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一问题的深刻思索。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浙江精神的提炼不仅仅是习近平同志对浙江人民的赞许，更突出地反映出习近平同志破旧立新、敢为人先的实践勇气。红船精神与浙江精神的内在一致性，必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提供澎湃动力！

　　【作者为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浙江70年辉煌成就的重要启示

　　郭占恒

　　浙江70年发展的历史变革和辉煌成就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从恢复走向振兴，从挫折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浙江作为中国区域发展的“优等生”，有着一些值得总结和长期坚持的重要启示。

　　坚持中央精神和浙江实际相结合。既讲普通话，又讲浙江话，积极探索有浙江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所有制关系上，形成公有制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模式，使民营经济发展成为浙江经济社会的主体和最为亮丽的“浙江名片”。同时，在贯彻落实党的大政方针时，努力探索总结具有浙江特色的做法和经验，如体制机制创新，“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强县扩权和扩权强县，开展“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行“最多跑一次”改革等。

　　坚持长远目标和实用抓手相结合。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拿稳自己的接力棒。浙江坚持把远大目标落到实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打出转型升级“组合拳”。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广大干部群众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推动“八八战略”一件一件落实，一年一年见效，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坚持发展方向和调整纠错相结合。在调整中发展，在纠错中前行。70年来，浙江在调整探索中，注重从实际出发，循循善诱，而不搞简单打压。浙江深刻领悟了“发展是硬道理”“稳定压倒一切”的真谛，坚持一手抓经济报表，一手抓平安报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坚持群众首创精神和干部担当负责相结合。形成群众创新创业和干部敢于担当的同心协力。浙江群众的创业致富和民营经济的崛起，与浙江领导干部的创新和担当意识紧密相关。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既与章华妹、“八大王”等人的大胆创业有关，又与当地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分不开。而如今著名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更是与当年冯爱倩等群众的敢想敢干和谢高华等领导的担当有为密切相关。

　　坚持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相结合。有所为有所不为，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其一，无为而治，因势利导，放手让基层和群众去干。对微观经济领域，对一时看不准的，“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放手让基层和群众去干。其二，有为而治，顺势而为，搞好公共服务和发展环境。对宏观经济领域、对企业和群众需要而又做不了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营商环境等，省委、省政府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谋在前面，干在实处。

　　坚持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相结合。文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根和魂，文化的差异性最终决定发展的差异性。浙江的传统文化如“浙学”中蕴含着适合市场经济的基因。浙江成为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红船精神成为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起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委高度重视浙江精神的提炼和弘扬，并于2006年将浙江精神概括为“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提出“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新要求。

　　总之，浙江70年的发展离不开浙江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改革文化汇聚而成的浙江精神的支撑，而这也是今后浙江发展勇立潮头的不竭动力。

　　【作者为省委政研室原副主任】

　　秉持浙江精神 续写温州创新史

　　胡剑谨

　　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发祥地。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温州发展高度重视，先后多次来温州考察指导工作。他曾指出，“温州的实践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温州在改革发展中始终秉持“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

　　第一，温州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求真务实的创业史。改革开放前的温州“三少一差”：人均耕地少、国家投入少、可利用资源少、交通条件差。在这样的条件下，温州的干部秉持求真务实的精神，率先进行市场取向改革，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温州模式”，实现了富民与强市的统一。可以说，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就没有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温州的巨大发展成就。

　　第二，温州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诚信和谐的发展史。温州在全国第一个提出把信用作为城市发展战略，是第一个设立地方诚信日的城市。2017年，温州成为国家首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在全国259个地市级城市综合信用指数排名中位列第三。可以说，是诚信帮助温州走出了质量立市、品牌强市的高质量发展路子。

　　第三，温州的改革发展史就是一部开放图强的奋斗史。温州人的血液里流淌着“义利并举”的文化基因。目前，有68.89万温州人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发展，有38万温州人活跃在“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和地区，有175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创业。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开放的胸怀、开放的格局，有了图强的信念、图强的精神，温州才能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新的发展辉煌。

　　浙江精神是浙江的“根”和“魂”，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依然是推动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根本动力。温州要酝酿蝶变、勇立潮头，必须始终秉持浙江精神。

　　第一，以求真务实聚发展新动能。当前，温州正在大力开展以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为主题的新时代“两个健康”发展先行区创建工作，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在求真务实中集聚新动能、打造新环境、赢得新发展。第二，以诚信和谐优发展新环境。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主动对接国际国内先进理念和通行规则，秉持诚信和谐的精神，让政府办事讲诚信、企业经营讲诚信、市民生活讲诚信，以诚信促和谐、以诚信促发展。第三，以开放图强造发展新优势。主动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联动抓好世界华商综合发展试验区、跨境电商综合发展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一批开放平台建设，为民营企业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搭建舞台。

　　浙江精神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温州要再造改革开放新优势、再创高质量发展新辉煌，必须将浙江精神融入到全体温州人的血脉之中。

　　第一，要在深化宣传中强化浙江精神的价值引领。要通过多层次的宣讲活动，以小故事来体现浙江精神的丰富内涵。第二，要在创业实践中强化浙江精神的价值引领。要在新时代“两个健康”先行区创建、“三助三红”等工作实践中，大力弘扬浙江精神，从中汲取奋进的力量，奋力续写好温州这部创业创新史。第三，要在主题教育中强化浙江精神的价值引领。认真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浙江精神的重要论述，将浙江精神融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找问题、挖根源、补短板，不断强化浙江精神对温州改革发展的有力支撑。

　　【作者为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弘扬大禹精神 守护绿水青山

　　陈玉兰

　　浙江精神是浙江在文明化过程中历史地形成并且内化于浙江人血脉中的优秀精神特质，这种精神特质表现为对个体尊严的维护、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对群体命运的关切；它有着无形而又巨大的力量，使浙江不同地域、不同个体之间独特而又互通、相异而又互补的精神特质自然聚合，成为支撑浙江人民的力量。

　　浙江区域范围内的古越文化，从河姆渡的考古发掘看，至少已有7000年的历史。这应该就是我们所能认知的浙江区域文化的萌生期。因此，古越文化是浙江精神基因的雏形和重要渊源。

　　古越时期的浙江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大概就是频发的洪水和吴越间的那场战争。于是跟治水与雪耻有关的一些人物就成了浙江先民信奉的神灵和崇敬的偶像。夏禹诚悫勤苦，造福苍生；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耻；范蠡和西施舍情取义、功成身退，他们可以说是古越文化的重要代表，是浙江早期人文精神的象征和载体。

　　浙江多水，治水的夏禹因为情系百姓福祉而倍受浙人膜拜。就大禹治水所及地域而言，有古兖州说，有止于河济说，有南方说，有遍及九州说，莫衷一是。就浙江而言，有关大禹治水的遗迹遍布各地。按当时的交通条件和生产力水平，大禹治水直接涉及的区域应当是有限的，大体在晋西南一带，而以山东禹城一带为大禹治水完成导河入海的最后区域。但是，根据《史记·封禅书》“禹封泰山,禅会稽”的记载，可知会稽距泰山应不会太远，后来因为有一支大禹的苗裔南徙浙江的缘故，为纪念桑梓、祭祀先祖，就将北方会稽迁移南来，于是便有了越之会稽，大禹治水的方法也因此在越地得到推广。这也便于解释禹不曾来会稽，而“禹迹”在浙江遍布的原因。

　　这充分说明：一是当时浙地水患频繁，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接连不断，时势呼唤像大禹那样的治水英雄和领袖；二是大禹创新的科学治水方法行之有效，在浙江被普遍推广、效法和采用；三是浙人崇尚科学、注重实效，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心胸，不忘厥初、开放包容，将治水的功绩统统归之于禹；四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广为流传，他的身体力行、公而忘私、以德服人、不屈不挠的人格魅力，殚精竭虑、求真务实、勤勉奉献、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团结宽厚、集思广益、敦序九族、勤政为民的组织领导才能，为浙江人民所景仰、崇奉和效法。

　　千百年来，代表济世情怀、奋斗精神、创新追求、科学态度、开放胸襟的大禹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植于一代代浙江人的血脉中。可以说，“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的浙江精神，在浙江的古越文化中就已经打好底色。当今浙江“五水共治”的成功，为中国尤其是长江经济带的环境治理、生态保护和生态修复提供了很好的浙江经验。浙江还设了一个治水大奖“大禹鼎”，就是对大禹功德的纪念和对大禹精神的弘扬。可以说，山清水秀、诗情画意的美好浙江是千千万万传承了大禹精神的浙江人以及受大禹精神感召的在浙外来建设者不懈奋斗的结果，也是浙江历史文化传统在当今的价值体现。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