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因改革而兴的省份。借着改革释放的力量，浙江率先建立了能够调动激发千百万人积极性、创造力的体制机制，在改革中由弱变强，成为中国最具活力的经济强省之一。　　

　　↑吉利控股集团慈溪吉利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整车生产车间。 新华社记者 王小川 摄

　　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股份合作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座农民城……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中，浙江一次次突破制度的束缚，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经济总量从全国第十二位跃居至第四位。

　　当改革发展渐入深水区，浙江踏浪前行。2003年7月，浙江省委审时度势提出“八八战略”，第一条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体制机制优势，大力推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八八战略”实施15年，浙江全省GDP增长达到四倍以上进入“五万亿俱乐部”，从“低、小、散”传统发展模式实现华丽转身，成为新经济新业态的引领者。人均GDP也从2003年的19730元提升到92057元，大步跨入高收入经济体行例。

　　敢涉“深水”敢破藩篱

　　2015年9月8日，一记响亮的槌声，打破了浙江省德清县的静谧——一块面积为20亩的村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高达每亩57.5万元的售价被成功出让，彻底唤醒了这片沉睡的废弃矿地。

　　作为国务院授权的土地改革试点县，这是德清首次以公开招拍挂形式成功出让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这是改革送来的实惠和红利。”槌音落定，这块被拍地的出让方代表、德清县洛社镇砂村党支部书记胡金璋感叹道。

　　一直以来，关乎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长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始终处于“死权”状态。“使用权没法交易，土地就无法展现市场价值。”德清县国土局有关负责人说，入选土地改革试点后，德清县结合本地实际，紧守“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大胆探索创新，审慎稳妥推进改革试点，取得了理想效果。

　　窥一斑而知全豹。浙江的改革，尤其敢于触碰最为敏感又最难以撼动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领域的改革，像德清县一样，义乌市发放农村宅基地抵押贷款第一单，盘活了农户的沉睡资产；绍兴市上虞区颁发了首本宅基地及房屋租赁使用权证书，进一步增添了闲置农房的活力……

　　“改革在浙江从来就是攻坚克难的先手棋！”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翁建荣说，“改革之于浙江，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内生动力。十多年来，浙江各地在发展中遇到难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改革，而不是回避。”

　　如何最优化配置资源、突破发展制约，始终成为浙江改革中瞄准的“靶点”。2004年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浙江省委提出：建设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有效机制是当前深化改革的一项紧迫任务。要积极探索运用价格杠杆合理确定土地、能源、水资源等各类要素的比价关系，形成有利于集约使用资源要素的机制。

　　随后，工业用地招拍挂改革试点、水权交易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在浙江全面铺开。

　　2013年，面对发展中“僧多粥少”的矛盾，浙江将国土、环保、电力等行政审批权限下放到海宁，以“亩产效益综合评价”为企业排序，通过差别化的水电、排污、税收等价格机制，实现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

　　资源有价，宝贵资源必将向优质企业倾斜，而让落后者感到切肤之痛，倒逼他们断腕求变。这场以市场化为导向的资源要素配置改革，随后在浙江全面铺开，推广形成全省“亩均论英雄”改革。2017年底，浙江全省规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从2013年的12.6万元增加到21.6万元、增长71.4%。对资源要素“锱铢必较”，让浙江“寸土”生出“寸金”。

　　截至2017年底，浙江全省经济体制领域省级及以上重大改革试点147项。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领域共有65条试点经验已在全省或全国复制推广，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温州金融改革、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等一大批创新探索，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浙江样板”。

　　↑2013年3月6日，温州金融改革一周年，一位客户正在国内首家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温州瓯海区信通民间资本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等候办理业务。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2018年新年伊始，浙江召开的第一个大会就是全省全面深化改革大会，释放出强烈信号：在新的起点上，高举改革大旗、扛起改革担当，当好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排头兵。

　　“浙江是改革开放先行地，过去先行，现在和将来也要先行。”浙江省委书记车俊表示，全省将牢固树立改革强省的鲜明导向，坚定不移地做改革的探索者、先行者、组织者、实践者、推动者。

　　用好管好“两只手”

　　处理好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之间的关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八八战略”提出15年来，浙江始终坚持市场化改革基本方向，用好“无形之手”，管好“有形之手”，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良性互动，当作浙江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要义。

　　2003年8月，温州召开机关效能建设动员大会，宣布将加大政府放权力度，最大限度地压缩审批时限、简化审批程序……

　　2003年10月，浙江开始第三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2004年起，全省全面开展机关效能建设，到2014年，浙江以政府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省级部门专项资金管理清单，以及政务服务网建设的“四张清单一张网”为抓手，进一步全面推进政府自身改革，全面取消省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

　　2016年浙江省级部门权力事项已由12333项减少到4174项。2016年底，浙江继续“自我加压”，创新性地开展“最多跑一次”改革，倒逼政府职能转换和效能提升，打通部门之间信息壁垒，以群众获得感“丈量”改革效果。截至2017年底，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实现率达到87.9%，群众满意率达到94.7%。

　　浙江省咨询委一位专家说，浙江的选择是充分考虑市场微观主体在经济社会中的分量，坚持市场导向，处理好政府、市场主体的关系，才能激发活力。浙江充分运用市场化思维，敢于冲破部门利益藩篱和根治权力顽疾，率先探索一批基础性、制度性举措，最大限度减少了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同时，针对市场可能失灵的领域，以及政府缺位、越位、错位等问题，浙江近年来主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在行政审批、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要素配置等方面，形成了一套有效政策和模式。在打造“有为政府”、更好发挥“有效市场”的征程中，浙江选择“刀刃向内”、不断追求更有效率的机关效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在杭州余杭的创新创业特色小镇“梦想小镇”，管委会彻底“放权”，从园区主导方化身为“店小二”，提供基础设施和贴心服务，而将小镇资源配置权力交给专业投资人、孵化平台，创业者能否入驻全靠市场评判。三年来，这里已集聚创业项目1100多个。

　　总投资约32.6亿元的吉利汽车临海产业园扩建项目2016年底顺利动工，建成后年整车产能将从10万辆提升到30万辆，年产值达330亿元。项目背后，是临海市政府分秒必争、挂图作战，“2个月实现签约、签约后5天内动工”。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表示，在浙江，政府对实业和企业家“高看一眼、厚爱三分”，令人赞赏。

　　浙江用好、管好“两只手”，还体现在处理好政府和企业既“亲”又“清”的政商关系上。2016年11月，浙江省出台《关于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意见》，厘清各级党政干部和企业合情合理、合法合纪交往的界限，“亲不逾矩、清不远疏”。

　　“体制机制优势，是浙江的‘法宝’，尤其是‘两只手’作用的发挥，在浙江尤为淋漓尽致。政府基于市场导向的定位把握，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软环境，不仅为广大小微企业成长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大中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盛世豪认为。

　　用好“无形之手”，管好“有形之手”，形成良好的市场氛围，也让浙江的实体经济动能持续增强，成为全国最具发展活力的省份之一。至2017年，浙江工商部门注册登记市场主体达593.4万户，每万人市场主体拥有量为1049户，居全国首位，相当于10个浙江人里就有一个在创业。

　　↑2017年11月1日，工人在台州市西马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对智能马桶盖进行机芯老化测试。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国民”共进营建繁荣

　　在浙江无数金名片中，“民营经济”无疑是最为闪亮的一张。一部浙江改革开放发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浙商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创业史。鲁冠球、宗庆后、马云、李书福等一大批浙商的大名响彻世界，阿里巴巴、吉利汽车等全球知名企业如雷贯耳，浙江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占中120席，连续19年保持全国第一。这是浙江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从资源小省成为经济大省最生动的诠释。

　　据统计，2017年浙江民营经济创造增加值近3.4万亿元，约占GDP的65.2%，对浙江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浙江省内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55.6%的税收、65.2%的生产总值、76.9%的外贸出口、80.4%的就业岗位。

　　同时，浙江的国有企业也在市场化基因的作用下探索出多种所有制经济相得益彰的新路子。国企比重一直处在全国各省最低之列的“轻量级选手”浙江，近年来通过资产证券化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等举措先声夺人，在资产、利润总额等“关键指标”上居全国前列，“改”出了做优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浙江样本”。

　　作为国内顶尖的大宗商品流通服务集成商，浙江物产中大集团创下11个月混改整体上市的纪录。目前集团300余家成员企业中，三分之二企业的国有股权低于51%，大部分成员企业由高管、经营骨干持股，与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大大激发活力。2017年，物产中大连续第七年跻身世界500强，排名再提升11位，集团营收和利润不断创下新高，在国内流通业上市公司中竞争力排行榜首。

　　“事实证明，资产证券化为主线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利于提升公司管理能力、接受社会公众监督、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同时也增强了国有资本的流动性，为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国有资产布局结构创造有利条件。”浙江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冯波声表示。

　　在市场化指引下，浙江国企改革明确“宜强则强、宜留则留、宜退则退”原则。浙江全省港口、机场、省属高速公路等领域整合做大优势资源，打造海港、交通、机场三大省级产业平台。宁波舟山港成为全球首个年吞吐量突破10亿吨大港；浙江省交通集团全年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超500亿元，三大平台全年盈利140多亿元。

　　“瘦身健体”过程中，浙江国企完成117户“僵尸企业”处置，清理低效无效资产，推进钢铁、海运、煤炭等过剩产能化解和房地产去库存。在湖州长兴，浙江省唯一的大型煤矿企业长广集团关闭矿井，浙江彻底退出煤炭生产领域。在杭州，历经一个甲子的杭钢集团用150天时间全面关停400万吨产能的半山钢铁基地，平稳安置1.2万名产业工人。

　　最大程度释放改革红利

　　浙江省诸暨市公共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朱某在办理台胞金某的房屋产权转让手续过程中发现，其持有的委托证明对委托事项条款描述与《司法部关于公证执业“五不准”的通知》有关规定相悖，应重新开具委托证明。朱某考虑到办理对象为台胞，且年事已高往返不便仍为其办理了不动产转让手续。

　　事后，诸暨市住建局在内审时发现该问题，经调查核实认为，该情况方便群众办事，也未造成不良后果，属于在推进重点改革中出现的工作失误，决定免于责任追究，责任由住建局承担。

　　↑2018年1月4日，绍兴诸暨市公共服务中心房屋交易与不动产登记综合办理窗口内景。新华社记者 韩传号 摄

　　基层的大胆探索离不开上层制度设计的保驾护航。为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大胆改革、勇于担当、务实作为，2016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率先印发《关于完善改革创新容错免责机制的若干意见》。截至目前，11个设区市及71个县（市、区）出台了容错制度文件，其余市县也都在综合性文件中对容错机制作出规定。

　　在改革中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良性互动，让浙江在改革中高效寻得“最大公约数”。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浙江的改革能在经济体制、社会治理乃至生态、文化等诸多领域“多点开花”，不断拓展改革广度与深度，得益于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在改革不断推向深入的“天时”下，浙江历任领导和基层干部秉承着务实为民、勇于担当、尊重市场的传统，营造了地方发展良好的“中观环境”，而这方水土上的百姓又具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杨轶清说，“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八八战略’提出15年来，浙江的干部在改革关键节点勇于探索，而对于有益的尝试上层通过制度保障等方式选择了‘坚决支持’。”

　　近年来浙江在经济体制、行政审批制度领域的众多改革实践，勇于攻坚克难，为浙江体制机制优势注入新的内涵，也体现了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基层探索和顶层设计良性互动的特点。杨轶清认为，从改革开放之初颁发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到如今提出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浙江务实、创新而敢于担当的精神内核是一脉相承的。

　　产业投资项目涉及国土、环保、住建等十多个部门审批，企业主往往要在部门间跑十多趟，从招投标到项目建成费时费力。然而在杭州滨江区物联网小镇，联络互动智能穿戴设备产业化基地从拿地到开工仅用时4个月，提速了至少8个月。

　　“这正是得益于滨江区自发深化投资项目流程再造。为了最高效配置资源，区里由13个参审单位集中进行方案模拟联合审查，既让企业可以更快开工，也避免了资源闲置浪费。”滨江区住建局负责人表示。

　　诸如此类基层探索的成功实践，让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进一步扩展纵深，有底气喊出新的目标：年底前所有民生事项和企业事项实现“一次办结”，全面实现企业投资项目开工前审批全流程最多跑一次、最多100天。

　　“浙江的改革之所以成功，就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创造实现了互动，缺一不可：顶层设计的改革思路是基层摸索创造出来的，而基层的探索没有上面的支持也走不下去。”浙江省咨询委主任、省委原常委、省政府原常务副省长章猛进表示，浙江改革的特点就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基层首创精神，注重分析和利用本地内外部条件，在制度框架内坚持因地制宜、差异化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