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组成的一部分。
近年来,浙江快递业始终保持高速发展。数据显示,2020年浙江全省快递业务量179.5亿件,占全国比重21.5%,支撑全省实物商品网络零售交易额超过2.2万亿元。与此同时,快递车辆通行难、快递人员投递难等方面的问题,已成为浙江快递业再次腾飞的瓶颈,亟需通过制定行业促进条例解决。
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将《浙江省快递业促进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列为年度初次审议项目。《条例(草案)》今年5月已经省人大常委会一审审议,其中不少内容,需要进一步调研来完善。
为确保《条例》更合理、更接地气,两位负责该条例制定的立法工作者,决定去当一天快递小哥。8月6日一早,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规处副处长褚福宝、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规处干部孙潮阳,来到杭州市上城区金隅学府的“妈妈驿站”,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这次特殊的调研,能给立法工作带来怎样的启发?记者跟随两位立法工作者,开始了体验快递小哥的一天。
孙潮阳(左)和褚福宝(右)正在搬运快递
沉重的1块钱
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跨界体验,两位立法工作者心里还带着“一箩筐”问题。
“一审审议中,不少关于快递小哥的话题引起了热烈讨论。”褚福宝说,讨论主要集中在快递员的工作强度、待遇保障和投递难等问题上,“我们打算亲身体验一次,看看这些问题到底有多难,应该如何通过立法的角度来规范。”
换上统一的制服马甲,接受了简单的岗前培训,两人迅速进入角色。记者朝快递小哥队伍望去,两位“新员工”竟毫无“违和感”。
孙潮阳大步一迈,跨上了卸货的卡车,将一个个编织袋递给其他小哥。编织袋里是经自动化设备初次分拣的包裹,每一袋上写着对应小区或快递员的名字。褚福宝则在下方将递过来的编织袋,按分拣规则放在一旁。
车上有几个落单的包裹,看着不大的袋子,却有近10公斤重。孙潮阳看了一眼面单,发现这是4袋鸽子饲料。这么沉的一袋饲料派送下来,能赚多少钱?他问身边的一名快递小哥,答案让他惊讶——无论轻重大小,快递派件费大多只有1块钱。
(从左至右)褚福宝、刘国强、孙潮阳正在二次分拣
1块钱的派件费背后,是频频打响的快递价格战。今年年初,义乌部分快递甚至发展到“1元包发全国”,两家快递因“低价倾销”被要求整改。
褚福宝说,快递行业的同质化竞争严重,又缺乏法治层面的明确规定,很容易走进恶性竞争的循环,“我知道价格战会影响快递员的收入,但没想到落在他们身上,会是这么沉重的1块钱。《条例(草案)》里已经有了相关规定,要求快递经营者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快递服务。”
单笔派送费越来越低,但派件量却与日俱增。在有着3年快递从业经验的老师傅刘国强指导下,褚福宝和孙潮阳开始第二道手工分拣。很快,快递就堆满了驿站的地板,我们甚至感到无处落脚。
这么多快递,今天都能派完吗?面对我们的问题,刘师傅笑了:“这只是上午第一次派送的量。以前送件上门,一天大概只能派80来件。现在有了驿站和快递柜,一天的派件量能达到三四百件。”
终端设备对提高快递派送效率相当有效,两人又在心里默默记下一笔。
一波三折的派送
派送环节的第一步,是挑选交通工具。
电动三轮车是快递小哥的必备派送交通工具,分为敞开式和封闭式。它灵活又能装,尤其在老小区和小巷子里便于穿行,成为解决派送“最后一公里”的有效助力。
但对两位立法工作者来说,小三轮可是个大难题。《条例(草案)》一审时,有人提出,电动三轮车既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非机动车,行驶时又侵犯其他非机动车的路权,建议统一改为封闭式车厢,并规范车厢大小。
正当两人还在比较到底使用哪一种小三轮时,刘师傅却在一边提醒:“选敞篷的,装的多。”第一次派送的件共有214个,如果换成封闭式的小三轮,得来回装上两三趟。《条例(草案)》里关于封闭式的车厢大小要认真考虑,因为这会直接影响快递员的工作效率,褚福宝将这一点记在心里。
很快,三人来到了派送的第一站——凤凰北苑。一个问题横亘在面前,是放入快递柜,还是送件上门?快递柜要收两三毛租金,成本不低;但工作日送件上门意味着大量的电话沟通,还可能白跑一趟。
孙潮阳将快递扫码放入快递柜。
看出两人的犹豫,刘师傅开口了:“你们还不一定能抢得到快递柜呢。”老小区由于建设较早,没有专门的用地规划,快递柜数量无法达到小区的需求。快递员得来得够早,才能抢到格口。
最终,只有十几个快递被放入快递柜。孙潮阳看到了一旁的信报箱,“对于缺乏前期规划的老小区,可以考虑规定将边上闲置的信报箱改成快递柜,这样投递难的问题就能有所缓解了。”
剩下的件只能人工派送,褚福宝逐一给客户打电话。由于是工作日,大多数收件人不在家,提出把快递柜放在保安室或者自己家门口。老小区没有电梯,我们跟着一起在狭小的楼道里爬上爬下,不一会儿已经气喘吁吁。再看拿着快递的两人,早已汗流浃背。
孙潮阳将快递送给收件人。
快递员每个月工资大概有多少?听到7000元左右的答案后,我们有些吃惊。“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要求和规矩也不少。”刘师傅无奈地说,“所以现在人不好招啦,大家更愿意去开网约车或者送外卖。大多数人干不到3个月。人员流动大,公司在员工权益保障上也有顾虑。”
“刘师傅放心,快递员权益保障这一块《条例》里也会有规定。你今天说的,我们都记下了。”听到两人的答复,刘师傅笑了。
汗水转化的启示
一天的体验过去,汗水几次湿透了两人的衣服,又被烈日蒸发成水气。
为什么要进行这次特殊的立法调研呢?“开一次座谈会,也许也能得出一样的结论,但感受绝不会像现在这样真切。”褚福宝说,体验过数十个电话的拒接、抢不到的快递柜和望不到头的楼梯,站在快递小哥的立场上,才明白“投递难”三个字到底有多难,“今天的汗水没有白流,它们都会变成立法工作中的有益启示。”
褚福宝核对快递信息。
夕阳西下,将收到的最后一个包裹放进网店仓库后,褚福宝和孙潮阳作为快递小哥的一天堪堪结束。但作为立法工作者的时间却才开始,两人坐在一起,复盘这一天的经历,寻找亟待规范的问题与漏洞。
“小三轮还是需要统一规范。浙江有近30万从业人员,意味着每天有十几万小三轮行驶在大街小巷上。”褚福宝说,现在交警执法处在两难的境地,只能对违规小三轮没收处理,“从法律上对小三轮的性质、规格、时速甚至行驶时段进行统一规范,平衡好各方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促进行业发展。”
“快递招人难,关键还是快递员的劳动强度、收入报酬和相应待遇不匹配。”孙潮阳说,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快递员的工作性质与传统劳动关系更相近,如果这种劳动关系得到法律明确,快递员的各方面劳动保障都能有所提高。
两人又讨论起了如何用自动化手段减轻快递员工作量。“工作量降低了、工作体验提高了,那么留人应该也会简单一些。”孙潮阳说,目前的自动分拣大约能节省快递员2小时的分拣时间,但普及率和分拣精准度都还不够,仍需不少人工操作。如果可以进一步提高精度,将自动分拣精准到每一个小区,相信能有效改善快递业人员流动大的问题。
“回去以后,我们还要好好梳理。这次快递小哥体验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在今后的法规制定中,还会考虑更多地进行这种体验式调研,让法规制定零距离地倾听基层的声音。”两位立法工作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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