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浙江省委召开高规格的文化工作会议，特别强调，宋韵文化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提出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

　　这八个字，如何解读？简化成两个字——宋韵，是哪一种韵？

　　在会议上，我听到了这样一段话：整体推进南宋皇城遗址综合保护，系统开展宋韵文化研究传承和南宋文化品牌塑造，从思想、制度、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建筑、宗教等方面，展示多元包容、百工竞巧、追求卓越、风雅精致的宋韵文化气象。

　　这一种气象，如何具体落地到我们当下的生活里？宋文化，跟我们当下人有什么关系？

　　钱穆先生《国史大纲》里讲，宋代是“积贫难疗”“积弱不振”，这也是很多人的既定思维。这样的概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历史特征。宋朝的疆域，又是中国各主要王朝里面积最为狭小的；到南宋的时候，以淮河—大散关一线作为宋金之间的边界，更是偏安一隅。

　　确实，宋代的历史脉络里呈现出许多“矛盾”，却发生了经济、文化方面的突出进步，也为我们当下延伸出了广阔的探寻和研究空间。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说，宋代不是中国历史上国势最为强盛的时期，却是文明发展的昌盛时期。

　　郑嘉励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郑嘉励，长期从事浙江地区宋元考古和研究。此前，他参加过杭州市政协文史委组织的多次关于宋韵文化的讨论会，开会的目的，破题——宋韵，如何破题？

　　前几天，记者和郑嘉励聊了聊。他给出了八句话。

　　钱江晚报：我们说的宋韵文化，到底有哪些“文化”？

　　郑嘉励：我们说的宋韵，包括了南宋和北宋，而浙江的宋韵，自然以南宋历史文化为中心，因为浙江是南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今天讲宋韵，就要从宋代的历史文化资源中，提炼、汲取出养分，对今天的时代有价值，有正能量，能够鼓舞人心，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境界。

　　我想到八句话，代表我个人对宋韵的理解。

　　第一句：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这一定是宋韵第一条主旋律。

　　钱江晚报：你说到爱国主义，很多人都会提到一件事，一说到南宋，我们的既定印象，两个字：屈辱。宋代军事力量的不振，历来受到诟病。两宋三百年，并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始终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挑战。南宋在政治军事上丢了半壁江山，军事上并无突出表现。

　　再比如说到宋高宗，人们一提到他，总是昏庸无度。在金兵追击下，宋高宗一路南逃，先到扬州，一年多后，又逃杭州，并经越州（绍兴），逃到明州（宁波），再从海上逃到温州。金兵撤退后，他又返回越州。绍兴二年（1132）正月，高宗从绍兴府（原来的越州）回到临安府（原来的杭州），开始将杭州作为行在。此后，临安府也就成为事实上的南宋都城。

　　郑嘉励：这是历史事实。但是，国难当头，南宋人是如何抗争的？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南宋的历史从岳飞开幕，中间有陆游、辛弃疾，到文天祥收尾，很多故事都可以从这里生发，这也是历史的真实，他们的浩然正气，对中华民族心理的正面影响和感召力，远远超过了军事上的失败。我们讲宋韵，首先就应该弘扬这种精神吗？爱国主义，是表现南宋军事、政治历史的最重要的主题词，没有之一。

　　钱江晚报：嗯，这里引用邓小南老师的一段话，再解读一下——宋代的民众、士人以及征战于疆场的军队将士，用他们的脊梁撑起了这样一个时代。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们的精神寄托与生活情趣。以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和韩世忠的《临江仙》“冬看山林萧疏净”为例，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他们既有征战中壮怀激烈的慷慨悲壮，也有承平时往事如烟的慨叹与闲情。在这个时期，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多重而复杂的生活情境。

　　郑嘉励：第二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宋代的士大夫代表了那个最高尚的政治理想，他们不是为自己的小我而担忧，而是这样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我们可以用张载那四句著名的话来表达：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应该也是宋韵需要突出的精神内核。这种士大夫精神还包括了宋代的文官政治，前几年武义出土的《南宋徐谓礼文书》，曾经比较深度涉及相关内容。

　　第三句话：经世致用的“浙学”思想。

　　比如与朱熹齐名的南宋大儒吕祖谦开创的浙学，后来有陈亮的永康之学，叶适的永嘉之学等人的学术思想，强调义利并举，不把义和利对立起来，这应该是我们浙江人经世致用、敢于实践的重要精神源头。

　　钱江晚报：吕祖谦主张明理躬行，学以致用，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之先声。浙东学派，或称浙东学术，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个派别，源起于宋代。

　　郑嘉励：第四句话：放眼天下的海外贸易。

　　能够支持起南宋的海外贸易，必然需要腹地强大的实力支撑，能够反映宋代经济实力。以一条沉船为例，比如“南海一号”（注：南宋初期一艘在海上丝绸之路向外运送瓷器时失事沉没的木质古沉船，从泉州港驶出，1987年在广东阳江海域发现，是国内发现的第一个沉船遗址，距今800多年）。一条船里捞起了很多瓷器，有龙泉窑、越窑等等，那么这些瓷器的生产，当时是怎样一个生产力和技艺，我们就可以倒推到生产地。船货包罗万象，有丝绸，还有很多铜钱、金锭银锭，甚至书籍，那么临安府的金银铺子当时是怎么样生产的？

　　海外贸易代表了宋代开放的姿态。海外贸易不仅是对外的，还有向内的。南宋对外不只是物质的输出，还有文化的输出，生活方式的输出。刚刚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泉州港，在宋元时期，泉州作为大型港口城市的地位升至顶峰。1292年，马可波罗从泉州离开中国，他说，泉州是比亚历山大港更为繁盛的贸易港口，“商人云集和货物靡集的情形简直无法尽言”。南宋时期，泉州商人的海外活动范围到达印度、波斯、欧洲和东非沿海。

　　郑嘉励：第五句话：典雅敦厚的士大夫生活美学。

　　钱报记者：嗯，这句秒懂。说起宋代人的生活，很多人第一反应好像就是喝茶、插香、插花、挂画、青瓷等等，宋文化，好像就是雅文化的代表，优雅的生活，就是宋代文人士大夫与内心相处的方式，对今天的生活当然大有裨益，但这只是历史一部分。

　　郑嘉励：前面四句话，是历史的基本面，爱国主义精神和士大夫精神，串起政治史这一面。经世致用，是思想文化的一面，以海外贸易代表的是南宋的经济实力——政治、经济、思想，这些是刚性的文化。品茗、插花，这些优雅生活方式，是相对软性的文化，也就是吴自牧在《梦粱录》里说的四般雅事：“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还有叠山理水，就是园林艺术，南宋也很了不起。

　　第六句话：丰富多元的市民生活。

　　这句和第五句很容易混为一谈。那些雅事，是士大夫跟自己内心相处的。而市民生活是什么？勾栏瓦舍、酒肆、钱塘江的弄潮儿，还有女子相扑，是瓦舍里重要的娱乐活动，宋仁宗就因为爱好女子相扑而被司马光上书《论上元令妇人相扑状》劝谏。而这个活动放在明清就绝无可能的。可见宋代普通人的生活多元、自由和丰富。

　　第七句话：奠定后世审美范式的文化艺术。

　　宋瓷、宋词、宋版书，很多艺术在宋代达到了最高峰。比如龙泉青瓷，奠定了温柔敦厚的审美观。宋版书，是后世书籍审美的典范。再比如叠山理水的园林艺术，还有我们熟悉的宋词、宋画，后世我们来评价一些艺术美学上的好与不好，都会以它来作为典范，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最高境界。

　　钱江晚报：嗯，花，香、茶、瓷器，都不是宋人的创造，宋人却赋予了雅的品质，换句话说，是宋人从这些本来属于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提炼出高雅的情趣，为后世奠定了风雅的基调。

　　郑嘉励：第八句：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

　　四大发明里，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都出现在宋代。宋朝能够以狭小的疆域养活这么多人口，首先要归功于生产力的发展，而这又是科技革新的成果。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部分，中国的本土科技在宋朝时实现了质的飞跃。

　　钱江晚报：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里讲过两句金句：“宋代确实是中国本土的科学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是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两宋时期，代表知识阶层的士大夫的创造力充分发挥了出来，出现了很多著名的科学家，还有很多科技天团——数学书方面，刘益、李冶、秦九韶和杨辉促进代数的发展，组成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学派；天文学方面有苏颂与沈括，他们共同推动历法与观天仪器的改进；军事方面诞生了《武经总要》，确定“火药”已作为一种武器而出现；建筑领域宋人编有《营造法式》、医学领域有《圣济总录》、植物学则以《橘录》为代表。

　　李约瑟统计过，唐朝鼎盛时只有91项水利工程，而到了宋朝则增至496项，这可能跟宋朝定都开封、重视漕运以及迁都杭州、地处江南有关。

　　郑嘉励：这八句话，是我个人经过深入思考以后，提炼出来的关于“宋韵”的八大主题。如果说为宋韵做个展览，这就是宋韵展的八个板块。我们要讲述的宋代故事，都要这八个块面里头提炼。宋代在今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完全是正能量的。

　　钱江晚报：如果要从中提炼，衍生拓展，你最希望恢复什么？

　　郑嘉励：比如，要体现丰富多彩的市民生活，我认为最应该推进的就是临安城的复原。至少在数字模型上，全面复原城市的城墙、城门、坊巷、瓦子等等。在八大主题之下，有很多工作可以做，有很多故事可以讲。

　　钱江晚报：之前网上有人问，如果想穿越，你最希望回到哪个朝代，很多人选择宋朝，宋粉为什么那么多？宋朝为什么在当下可以持续热点？

　　郑嘉励：这里有一个原因，汉唐时，中国的国力固然强盛，它尽管非常辉煌，但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太有联系。而宋代的文化整体呈现出的世俗化、平民化，跟我们今天的生活几乎一样。汉代画像石唐代壁画我们觉得很美，但如果生活里真的是这样子，你肯定受不了。而宋代开创的审美，明清又继承，像理学更不用说了，我们今天的审美和价值观，可以说就在宋代奠定了，我们对宋代有天生的亲切感。

　　如果从文物的角度上来讲，宋代的文物，除了艺术，书画，如果说器物，其实雕刻得很差。比如北魏的造像石非常精美，宋代雕塑的比例都不对。但是，你看大足石刻、杭州飞来峰的石刻造像，不是神性，而是人性，好像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眼前，很亲切，世俗化。你看唐代的墓葬里，家里人把三分之一的钱都用在了墓葬里，东西精美。但宋代人的想法完全不同。

　　钱江晚报：比如从宋代墓葬里就可以看到。你以前讲过，宋人的墓葬，与汉唐有很大的区别，宋代更加世俗，更关心人的真实需求和生存状态。

　　郑嘉励：南宋墓室内的随葬品，等级也是很模糊的，更多的体现了世俗化的特征，通常以生前玩好随葬，比如文人惯常以文房用品随葬，官员随葬告身文书，比如徐谓礼，随葬品通常都符合墓主人生前的身份与趣味。很少有人会随葬大量的金银财宝，生前是个守财奴，这一点也不光荣。

　　浙江龙游南宋余端礼的墓。余端礼是宋宁宗时候的左丞相，也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但他的墓室一打开，无非也就是两米长一米多宽的一个盒子。

　　我们首先不要认为壁面装饰丰富的，石雕艺术精美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就很高，恰恰不是。四川泸县宋墓里面石雕，妇人启门，墓门两边一对武将把门，都是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实际上墓主人的身份并不高，通常只是一些富裕的平民。四川南宋墓葬重视壁面装饰，首先是因为当地的文化传统，并不能说明南宋的四川比浙江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浙江是南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墓葬的地下部分，反而更加朴素，比如黄岩赵伯澐墓，如果棺木、衣物腐朽了，壁面又无装饰，那真是一无所有了。但事实上，墓主人的身份是很高的。这当然跟浙江地区的丧葬文化传统有关，但是也跟理学家、士大夫阶层的死亡观念有关。朱熹虽然迷信风水，但他说过，只有儒家才能坦然看待生命，命就是一股气，气聚在一起，人就活着，气散了就没了，没了就没了。对生死抱着一种相当理性的，非常接近现在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因此，在江南地区，尤其对身份很高的士大夫阶层，在墓室装饰和随葬品上，反而会更朴素，相对于那些随葬陶俑、壁画描绘各种神神怪怪的墓葬，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这才代表了先进文化的方向，才是文明社会。

　　钱江晚报：刚才我们说到宋代和当下人的生活，可以说无缝衔接，可不可以说，我们依旧生活在宋人的环境里，西湖的山、石、水，都没有变。

　　郑嘉励：很多人知道，宋徽宗在开封造了一座山叫作“艮岳”，其实就是模仿凤凰山的样子造的。德寿宫里的园林，模仿的是灵隐的飞来峰、冷泉溪。宋高宗不高兴走到那么远，索性就把它们搬到宫里。因为要建这座山，宋徽宗搞起了“花石纲”，从凤凰山上割石头，运往北方，需要通过水运，10艘船被编为一级，当时也叫作“一纲”，在当时运送粮食的是粮纲，运送食盐的是盐纲，运送花石的就是“花石纲”。

　　这些故事，我们看过很多次，但很多人只讲到这里，结束了，其实还可以再想得深一点。

　　这说明了什么？

　　西湖的南北诸山，是宋代皇家园林的范本，杭州的山，是宋代园林的师法造化的原型。为什么宋徽宗要搬凤凰山？凤凰山是一座相当高峻的石灰岩质的山峰，我们现在去爬凤凰山，只要看看，你就知道，美得不得了。圣果寺到排衙石的那些山，那片奇石，最美。宋高宗在德寿宫“叠”山，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工匠是去飞来峰把山给“画”下来“叠”的，也就是说，杭州的山，奠定了中国传统园林叠山审美的基本范式。

　　我的孩子对圣果寺的月岩爱得不得了，这是一块真实的石头，但很多人以为这是假山，因为太美了，不相信自然界可以有这样的造化，很少有人知道凤凰山深处，南宋御苑遗址中，还有这样一块石林。

　　为什么不知道？可能是我们的故事没有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