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桐乡一景区花卉种植园用的水和肥料都是处理后的猪粪、猪尿。新华社记者 徐昱 摄

　　浙江省桐乡市提供了一种实践参考。2020年以来，该市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消融：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增长，日益呈现出产业共荣、服务共享、生态共美等新气象。其基本做法，是将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产业发展融合化放在一个篮子里统筹协同，一方面“做大蛋糕”，一方面“分好蛋糕”，推进共同富裕和全面富裕。

　　乡村成为产业链的发起点

　　桐乡市地处浙北杭嘉湖平原腹地，居上海、杭州、苏州黄金三角中心位置。2021年，桐乡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709元，比一些大城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还要高。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背后，是乡村的快速崛起。

　　“保守估计，明年我们至少赚2000万，村民可以分红。”在康馨文化园里，屠甸镇汇丰村党委书记陆炳康介绍着园区景观，不忘算算村里的共富经济账。

　　康馨文化园是汇丰村整合利用各级政府支持资金建立的文旅平台，2019年、2020年共接待游客125万多人次，仅靠门票村集体就增收393万元。不过在陆炳康看来，文化园的平台作用还没得到充分发挥，台上的戏怎么唱、怎么把村庄经营好，还得好好琢磨，毕竟“光指望门票收入太初级了”。

　　汇丰人最终想到了婚纱摄影。在康馨文化园，一座欧式风格婚纱影楼与园区环境相映成趣。影楼拥有170多个室内场景、40多个室外场景，是浙江最大的婚纱摄影基地。“桐乡每年大约有5000对年轻人结婚，我们有这么好的场景和配套服务，竞争力很明显。”陆炳康说，依凭便利的公路、高铁，嘉兴、杭州、上海都能成为其辐射市场。

　　近年来，桐乡政府不断对乡村赋能，通过“村庄经营”的方式使乡村独有的生态价值、情感价值、资源价值、空间价值日益显现。崇福镇南阳村书记张国伟表示，南阳利用自身距离杭州较近的区位条件，大力发展电商、物流等产业，日益成为杭州大都市圈产业体系的重要一环。这一过程中，南阳同步推动景区化建设，打造3A级旅游级村庄，将产业园区建设和村庄改造提升融为一体。

　　在桐乡，乡村之于城市的意义不再局限于简单的资源要素输出，而是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身份——成为产业链、价值链的发起点。一组数据为证：2021年，桐乡城乡居民收入比1.56：1，连续8年保持嘉兴五县最优比，这个数字不但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1.94∶1的全省平均水平。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超4万元

　　2021年，桐乡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3709元。桐乡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核心逻辑是坚持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居民收入均衡化、要素配置合理化、产业发展融合化“五化”协同推进，明确县、乡、村功能定位，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尽可能实现城乡发展同权。

　　一是将“村庄经营”作为产业链、价值链起点，推动乡村资源的城乡共享。在桐乡，城乡融合发展不是以城市为主、乡村为辅，而是将二者放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度框架中进行统筹考量。“村庄经营”将村庄的人、财、物、地、技、产、景、文等“三农资源”统筹整合入市，实现了村庄价值发现、产业升级、资源共享。

　　槜李是桐乡的特色名果，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栽种历史，桐乡槜李又以桃园村最佳。近年来，桃园村邀请专业公司进行整体规划运营，通过成立合作社等方式带动槜李啤酒、果汁、冰激凌等深加工产品产业发展。不仅如此，桃园村还组织开发了槜李盲盒等文创产品，举办桃李文化节，建设650米长贯穿千亩槜李园的空中景观栈道，吸引了不少长三角的游客。桃园村党总支书记凌峰说，村庄经营带来了稳定客流，槜李种植经济效益稳步提升，乡村闲置的集体资产也得到了有效利用。“村里的一处旧仓库被一家餐饮公司承包，年租金由原来的3万元提高到15万元。”

　　二是将乡镇作为特色产业聚集中心，打造镇村联动共富产业链，推动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桐乡没有在县城和周边大搞开发区，而是以培育特色产业、垂直产业冠军为出发点，积极培育七大产业名镇。这“七个产业星座”在桐乡分布比较均衡，且产业链条外接全球、内联镇村。

　　濮院镇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和全国毛针织服装生产基地。2019年，濮院镇永越村成为桐乡市首个经营性收入过1000万的村。据永越村党委书记庄明火介绍，该村正围绕“时尚中心”建设，不断提升对上海、杭州等地产品设计师、新零售平台公司的吸引力。目前，濮院正形成“毛衫产业大脑”联动多个产业功能村（时尚、创意、设计、发布）的“1+N”产业空间布局。

　　三是将县城作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中心，强化对乡镇、村庄的辐射，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普惠化。桐乡充分发挥县城在公共服务中的供给优势，推进医疗、教育、文化部门人员“县聘乡用”，强化公共服务向乡镇、村庄辐射延伸：基本建成省、市级三甲医院托管下的县域医共体，建成“半小时公路交通圈”，义务教育阶段在读新居民子女达2.53万人，其中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达到93.4%。

　　四是构建多维度融合互嵌、城乡一体化的城乡基层治理机制。着力打造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应用场景，基层治理不再分为城和乡两个单元，实现了社会建设、治理的一体化。例如，桐乡集成开发“纠纷调处”“在线法院”等6个子场景，上线“社区法官”56名，与全市217个村（社区）无缝对接，累计为7860名当事人提供预约调解等全生命周期纠纷解决方案。

　　五是构建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兜底机制。桐乡2014年实现低保标准城乡统筹后，五次提高低保标准，通过市、镇、村联动，建立包括低保、医保在内的社会保障兜底机制。例如，“大病无忧”保险（针对医改未覆盖范围）由桐乡政府财政和村集体共同出资支付。桐乡还建立了反哺乡村的多元帮扶机制，市财政每年拿出专门资金反哺到村，2020年全市村级组织市财政经常性补助收入达1.77亿元，平均每村100万元。

　　数字化破解“最后一公里”难题

　　随着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新挑战也随之出现，城乡融合的“最后一公里”还需进一步打通。

　　一是“做大蛋糕”的同时，要防止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转向人群差异。像桐乡这样的发达地区，城乡二元结构持续弱化，但要防止城乡差异转变成人群差异。这就需要进一步精准施策给城镇低收入群体、农村低收入群体、外来新市民，保障他们权益平等、发展机会均等。可以考虑建立人群差距监测指标体系，推动养老保险的城乡全覆盖向全部人群全覆盖（尤其是新市民），进一步落实好支持新市民的保障政策。

　　二是城镇化战略与乡村建设协同推进，不能搞成城市“摊大饼”，不能“消灭乡村”，而是需通过改革挖掘乡村要素资源，深化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建设。目前在桐乡内部，城与乡和谐共生、资源共享，城乡融合发展的韧性越来越强。改革再向前探伸一步，就需要建设城乡统一的资源要素市场。可以考虑进一步系统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推进资源要素在城乡范围内自由和充分流动，挖掘乡村要素资源价值，推进城乡资源平等交换。

　　三是城乡统筹推进数字化改革，用数字化打通城乡融合发展的梗阻。数字化是破解“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技术工具。作为数字农业先行地区，桐乡已建设了不少数据平台系统，耕地面积、村庄分类（如居民收入、特殊人群情况）等“三农”数据完成了收集，但平台和数据的使用还不充分。从全国多地情况来看，数字化建设普遍面临平台“割据”，数据应用少等难题。可以考虑统筹规划，打造省市县镇四级联动、分布协同式的统一数字化系统，优先打造统一的“数字三农”平台，推进农业产业链和农村供应链数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