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末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举办期间，光明日报记者曾捕捉到一个场景：数辆写着“汽车图书馆”几个大字的蓝色大巴，载着万余册图书，不断往来于浙江温州的社区、乡村、学校之间，给老幼、城乡“送借阅”。一问才知，这些车来自温州市图书馆，已经跑了八九年，借出过30多万册图书了。

　　这个新闻看似小，却别有意蕴。看看网上，在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背景下，刷屏的都是这些“大新闻”：浙江一季度经济增速，浙江千亿县大PK，中国财力四强省份浙江升至第二……也许我们需要引用更多的数据表，才能明白这些小小的流动图书馆的意义。据智库机构的统计，浙江的人均拥有图书数量、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面积、年度书刊文献外借册数三项指标，都居于全国各省（区、市）前三。值得注意的是，因为各省（区、市）人口基数和历史传承大不相同，因此前三甲中的省份名单不断变化，只有浙江，是连中三榜。

　　把这些文化数据和前面那些“大新闻”连起来看，什么感觉？似乎没有前者，义乌仍是那个小商品的义乌、温州仅是那个民营企业兴盛的温州。而有了前者，我们更多了一分底气，特别是在面对所谓“世界的”“现代的”眼光打量时，不觉得局促或怯场。这就是文化带来的力量。为什么共同富裕一定要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为什么文化会成为共同富裕的一个维度，这个感觉不就是提示么？

　　从公平视角看，文化资源分配是丈量基本公共服务的一把尺子。文化的特征是看似不紧急却非常重要，短时看似乎是需求层次中的“闲事”，长期看却是社会的魂魄。因此，一个地方文化资源能够达成较为公平的分配、文化服务能够实现共享，往往是其他更基础的公平趋于达成的结果。当教育资源逐渐趋向平衡、创新机会不断共享、互联网等新基建的接入性鸿沟渐渐弥合；当城乡的孩子都有机会接触到“教学名师”、当创业的青年不会受制于制度性壁垒，我们就会有余力想到，派出大巴车把图书馆送到老乡们的门口，老乡们也才有“闲心”“闲情”排在图书馆借书。

　　从发展视角看，文化生活状态是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终端呈现。对于什么是现代化，哲学学者孙正聿曾提醒我们注意一些经济指标之外的东西，比如日常生活的科学化，比如日常消遣的文化化。社会的文化生活状态是不可能靠一两个指标标定的，是不可能靠一两个项目拉动的，是不可能靠一两个抓手达成的。它的好，只能是持久的“驱万途于同归”的过程。有人注意过这个同样“小”的新闻么？2020年中国首轮抗疫后复工复产，浙江是全国开业影院最多的省份。这类细节中的发展“味道”，值得我们咀嚼一下。

　　放在历史中想想，中国富起来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始终伴随着艰苦“追赶”的压力。因此我们对何谓“富”的理解和定义，一直在不断拓展中。这当中，文化又曾经是离“富”的指标、“富”的标准较远的一个词，或是到改变乡风民俗时才能用到，或被当作“富口袋”也要“富脑袋”的实用性知识——而这样的理解，或许又反证了我们富得还不够。今天我们在高质量发展中推动共同富裕，是中国由富而强的必然要求，其实，这也内藏着一种从更高层面定义富裕的超越性眼光。

　　相信浙江会展现这样的眼光。

　　【作者为光明日报社评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