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1月6日讯（记者 孙婧宜）早上8点，杭州万安桥地铁口，蒋利霞已等候多时。萧山戴村的周大爷每月要到浙大二院复查，她提前一天叮嘱老人空腹、备齐医保卡和过往检查单，还贴心地在包里备了糖果，怕老人空腹太久低血糖。接人、取号、陪检、送回地铁口，再打电话确认到家——半天的陪诊，细致又稳妥。
蒋利霞是萧山区家政行业协会陪诊师培训第18期学员，今年8月考取专业证书后开始了公益陪诊，每月固定服务4位老人。两个月实战让她明白：“陪诊不单是‘跑腿’，要懂流程、懂边界，更要懂老人的心思。”
近日，我国首部陪诊服务国家标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正式实施，明确将服务提供者限定为依法登记的机构，并划定了12项正面清单与7项负面清单。当陪诊从零散的个人服务走向规范化的社会化职业，一张标准清单，正为这个快速生长的行业划出清晰的跑道。
蒋利霞陪老人就诊 受访者供图
刚需来了，“规矩”也要跟上
近年来，陪诊服务市场规模快速扩大。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2025年陪诊师职位数同比增长30.7%。当医院智能化加速、人口老龄化加深、青年空巢化普遍，多重因素叠加之下，陪诊不再止步于“小众需求”。
然而，陪诊行业起步之初，准入门槛极低，在社交平台发一条信息，熟悉几家医院布局，就可以接单。粗放的模式带来的是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权益保障不足等隐患。
此次国标实施，正是为了明确准入条件、服务标准和责任边界，让患者敢用、从业者敢干、监管有依据，这也是行业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陪诊看似是“排队跑腿”的活，讲究却不少，流程、边界、沟通、应急等方面有一套基本规范打底。但实践之时，陪诊师常常发现，在真实的就医场景里，牢记于心的规范实施起来却不简单。
“真到了医院，患者问你‘这个指标要不要紧’‘这个药能不能停’，答还是不答？答了就越界，不答又显得不够专业，但说到底陪诊师做的是非医疗性事务性工作。”萧山区家政行业协会会长张灵娣说。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浙江大学老龄和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刘晓婷认为，边界模糊的核心是辅助就医与医疗建议的混淆：“陪诊可以，但过程中会不会不自觉聊到病情、治疗方案？这就超出了服务范围。所以专业培训和资质非常必要，要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做。”事实上，从国家层面出台陪诊服务国家标准、统一规范，无论是对患者、对家属，还是对陪诊师本身，都是在搭建制度底座。
托底与划界，国标开出两剂药方
此次国标中，两项内容最受关注：服务提供者限定为依法登记的机构，以及12项正面清单与7项负面清单。这是针对行业痛点开出的两剂药方。
萧山家协陪诊师钟琴在2025年初刚做公益陪诊师时，接到了一项任务——上门走访当地低保低边老人了解陪诊需求。但她常被老人挡在门外。“人家看到一个陌生人上门，第一反应都以为我们是来骗钱的。”后来穿上协会马甲、带上工作证，再由街道社区帮忙对接，信任才慢慢建立起来。
钟琴的陪诊记录 受访者供图
张灵娣也遇到过类似的事。一位患者连续五次找陪诊，明明已经和陪诊师很熟了，却每次都绕过本人，先联系协会派单，指定的仍是之前那位陪诊师。“我觉得奇怪，就问他原因。他回答：‘我直接找他，万一中间出点事，我没地方说理。找你们协会，我心里踏实’。”
两件事指向同一个特性：陪诊这门生意，缺的不是需求，而是患者和家属的信任度，以及“出了事找谁”的确定性——患者怕的不是花钱，是钱花了、人走了、责任落空了。
国标的第一刀，就切在这里：服务提供者限定为依法登记的机构。
在张灵娣看来，这一剂药方是在给服务托底：“患者找个人陪诊，心里总打鼓。找机构，机构跑不了。真出了问题，能换人、能调解、能善后。”刘晓婷看法相同：“机构比个人好监管，责任落到组织层面，服务质量才有制度性的保证。”
不过，光“机构托底”还不够。陪诊师坐在患者对面，面对的是实打实的就医场景。
所以，国标的第二剂药方是边界。12项正面清单，排队取号、协助检查、记录医嘱、情绪安抚，放开做；7项负面清单，解读报告、提供用药建议、变更治疗方案等，不能碰。
张灵娣在培训陪诊师时，反复强调“边界意识”。在她看来，正负清单的真正价值是双向管理预期：患者知道自己寻求的是什么，不会提过分要求；从业者也有依据拒绝越界请求，不必碍于情面踩红线。
机构化解决的是“责任归谁”，清单解决的是“事情做到哪”。一个托底，一个划界，合在一起，构成一套可持续、可追溯的陪诊治理框架。
还有人疑惑，国标实施后，个人陪诊师是否会面临合规性问题。刘晓婷认为，这是推荐性国家标准，并不意味着个人有偿陪诊就一律违法。但长远看，个人从业者纳入有实质管理能力的机构体系，明确合同关系、服务范围和责任分工，持续接受培训考核，才是合规发展方向。
标准之后，还要过普惠这道坎
国标出台，是陪诊行业规范化的起点。但标准写在纸上，不等于服务落到人身上。尤其对那些真正需要陪诊的低保低边老人、空巢独居老人来说，规范之上，还得有普惠的温度。
从萧山的实践看，公益打底、网格下沉、政企社协同，或许是陪诊服务普惠化的一条可行路径。
2024年5月，萧山家协开出第一期陪诊师培训班；萧山区慈善总会先后通过不同方式拨款18万专项资金，支持公益陪诊项目在全区22个镇街网格化铺开。截至2026年10月，萧山家协培训了近500位持证陪诊师，他们走访了2000多户低保低边家庭，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服务对象，最终签约341户，完成公益陪诊近580单。
“我们要主动下沉到社区里去。”张灵娣介绍，他们把全区划成7个工作组，先摸清老人的健康状况、就医需求、监护人信息，再签署家庭签约陪诊确认书。“我们参考家庭医生模式，把配比从1比10做到1比20，真正实现一对一跟进。老人不好意思开口求助，我们就定期问候，有需求第一时间响应。”
公益之外，市场化转化也在自然发生。张灵娣发现，越来越多社区介绍来的、不在低保名单里，有需求的家庭正在主动“找上门”。“我们不收管理费，费用直接给陪诊师。协会要做的是为陪诊师对接资源、推动就业，同时监管他们的服务。”
在蒋利霞看来，这种“公益打底、市场补充”的模式很有生命力：“我现在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空余时间就来陪诊。退休以后也要继续做下去，我相信这个行业有前景。”
采访当天，新考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陪诊师前来领取证书 记者 孙婧宜 摄
但放到更大的视野里，陪诊服务要实现普惠仍面临不少挑战。
刘晓婷直言，区域差异是最大的现实问题：“二三线城市、县域农村空巢独居老人更多，陪诊需求其实更大，但支付能力有限，服务成本也更高，很难平衡。”越是偏远乡镇，愿意从事陪诊的人越少，培训资源也越难下沉。
还有，如何避免“陪诊替代子女陪伴”的伦理隐忧，如何防止行业陷入低价竞争，如何保护患者隐私数据，都是国标落地后需要持续解答的问题。
刘晓婷认为，基层落地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县域可依托现有养老服务网络、乡镇卫生院社工队伍开展陪诊服务；对困难老人，可以用公益慈善资金、政府购买服务来撬动，公共财政托底基本需求，市场满足更高层次需求；培训资源可以区域共享，不用每个地方都从零做起。”她相信，普惠不等于廉价，要让机构和从业者有合理收益，行业才能走得长远。
国标划的是底线，普惠决定这条线能不能走到人身边。当规范扎根基层，当专业融入温情，这条“医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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