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稿子救了一座祠堂
张浦建
从战火中走来的《浙江日报》,即将迎来创刊70周年。在这个特殊时刻即将到来之际,我忽然想起,我还欠浙报一声谢谢。
事情还得从我的家乡说起。我的家乡在一条狭长的山谷里,在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边有一座张氏宗祠,因为年久失修而破败不堪。
2015年12月的一天,我因为回家探望父母,午后闲暇,走进了这座古老的祠堂。看到那破败的戏台,还有大厅里那静立的石柱子和柱子上镌刻的对联,我想起了小时候在这个祠堂里读书的情景,想起了柱子上述说的历史。
回家后,我迅速提笔写下了老村的曾经和自己当天的感触,写下了《别有洞天黄源村》的散文,着重述说了村里这座张氏宗祠。
文章写好后,我投寄给了《浙江日报》。
2015年12月22日,我像往常一样走进办公室,仔细阅读着早上刚送到的《浙江日报》,当我看到第21版时,一篇题为《别有洞天黄源村》的散文占了很大篇幅。
同一天,这篇2000余字的散文被本地知名微信公众号纷纷转载。山村也就此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游客。
2016年1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山村来了位不速之客。这位戴着一副眼镜,看着有点斯文的中年男子走进了这座古老的祠堂。他让随行的司机叫来了村干部,听他们述说祠堂的曾经和现在。临走时,他才说出自己是县里领导。
几天后,县里乡里分别来了几拨人。他们走后没几天,县里拨下一笔款项用来修缮祠堂。到了年底,一座修旧如旧、仿如曾经的祠堂成了山村的文物古景。
尔后,村里多了一些传说,但更多人在说《浙江日报》。他们说小山村的事第一次上了《浙江日报》,还是这么长的一篇文章。
于是,他们在我回家时,几次托我谢谢这份报纸,谢谢那位刊登文章的编辑。我答应了,但一直没机会。
当《浙江日报》迎来70周岁生日之时,我把心中积存的感恩化为一声谢谢!衷心感谢浙报为村民了却了一桩心事。
(作者为浦江县农业农村局文秘)
头版照片三次有我
袁亚平
这事情,一旦说起,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自身为记者,却成为同行的采访对象。先是在《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照片,之后又两次在《浙江日报》头版刊登照片。
如此幸运的,就是我。为何这般接二连三?且让我一一道来。
第一次,1981年12月30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照片,我与新婚妻子手抓喜糖,递给时任省委书记、省长李丰平等领导,一起分享人生的喜悦。
当天报道称:昨天晚上,省府大楼五楼会议室喜洋洋,闹盈盈。省直机关四十七对青年伴侣在这里举行集体婚礼。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婚礼会场灯光通明,金色的“囍”字熠熠闪光。来自省级机关各部、委、办、厅、局的新郎新娘,胸佩大红花,满面春风,在欢快的乐曲声中,成双成对地步入婚礼会场。
补充一点细节,当时我是浙江日报团支部书记,领导找我谈话,说省直机关要带头破旧俗、树新风,举行集体婚礼,我欣然应允。当天晚上,因我来自浙江日报,就当了“领头羊”,我与新婚妻子排在前列,率先进场,闪金透红的彩纸屑凌空而洒,飘落我俩满头满肩……
第二次,1988年5月31日《浙江日报》头版刊登照片,我笑着扬起右手,与三位同伴站在一辆车身标有“边疆万里行”字样的北京吉普旁,向全省和全国人民致意。
当天报道称:一辆历经千难万险的“切诺基”牌北京吉普,昨天中午徐徐驶进了浙江日报社大门。本报边疆万里行采访组同志在离开杭州一年半时间,胜利完成采访任务后回到报社,受到了编辑部同志的热烈欢迎。本报边疆万里行采访组在1986年12月10日从北京出发后,按顺时针方向,沿着祖国大陆绵延4万公里的疆界,用文字和照相机、摄像机镜头作立体化的采访。这次大型采访活动被首都新闻界称为“中国新闻史上的一次创举”,并被评为“1986年我国报刊界十大新闻”之一。
第三次,1988年6月19日《浙江日报》头版刊登照片,我右手扶着标有“边疆万里行”字样的北京吉普,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薛驹汇报采访情况。
当天报道称:在听了四位同志分别汇报了“边疆万里行”的经历和体会后,薛驹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新闻记者的价值就在于能够深入到别人不能到的地方去;在于深入实际,能够报道人家所不知道的东西;能够经得起艰苦锻炼,采访人民所关心的事情,而不是光在家里编稿子。”
我在浙江日报工作了十五年,于1993年4月调往北京,之后成为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一级作家。可以说,正是浙江日报的培养和锻炼,才让我在党中央机关报有所作为。感恩的源头,在此。
(作者为原浙江日报记者)
记得那年初相识
王祝芳
今年,我70周岁了,偶然发现《浙江日报》也迎来了她的70岁生日,在这一刻,我由衷地想写点东西,来纪念我们当年的相遇,并表达自己对这份浸润着我30多年记忆的报纸的敬慕之情。
与《浙江日报》的初次相遇是在1983年5月下旬。当时,我在宁波港镇海港区从事宣传工作。这年5月27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以较大篇幅报道了我们港区两个煤炭码头通过国家验收的消息,使我们港区干部职工扬眉吐气,精神振奋。
经过一段时间与《浙江日报》编辑、记者的接触,参与稿件的采访、写作,我渐渐地喜欢上了《浙江日报》这份群众爱看的报纸,做到了每期必看,从不漏掉。在细细阅读的同时,我开始向《浙江日报》等报刊写稿投稿。记得1983年8月,《浙江日报》在报上登载了开展“艰苦奋斗精神”大讨论活动的消息。我把两个煤炭码头投入试生产以来遇到的困难及港区干部职工艰苦创业的事迹撰写了一篇题为《艰苦奋斗精神是攻克前进中困难的法宝》,投寄给《浙江日报》编辑部。时隔不久,这一稿件被刊登在1983年9月12日《浙江日报》二版上。正是这篇“处女作”,把我引上了笔耕之路。也许,这就是缘分。后来,我担任了港区宣传科科长,经常陪同来港区采写新闻的《浙江日报》宁波记者站老师,与他们一起策划、采访,使我增强了新闻敏感性及采访、写作技巧。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在《浙江日报》编辑、记者的热情指导下,先后采写、发表了多篇稿件,成为多家新闻单位的积极、优秀通讯员。
悠悠岁月,弹指一挥间,我与《浙江日报》从相识到相知已有30多年了,通过在《浙江日报》这块园地的耕耘,我的思想、写作水平有了不少长进。其实,我把《浙江日报》称为恩师一点都不为过。一份好的报纸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作者为原宁波舟山港镇海港区宣传科科长)
千里姻缘一报牵
邓德华
我是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的一位宣传文化干部。我与浙江日报的故事,真是说不尽道不完。
我是浙报的通讯员,从十几岁开始就给浙报写稿,现在还是浙报的拍友。40多年来,我在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多家报刊和融媒体发表各种体裁的稿件(图片)2000多篇。
不仅如此,浙江日报还是我的“红娘”,我与浙报可谓结下了不解之缘。
34年前,正是浙报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搭起了桥梁,使我认识了我的妻子。我们从相识、相知、相恋,到喜结良缘,演绎了一段“千里姻缘一报牵”的爱情故事。
那是1985年的春天。当时,我是丽水皂树乡芦村一位未婚青年。27岁的我喜欢中医,参加了上海中医函授大学的学习。受到农村习俗的影响,常被父母“逼婚”,天天压力山大。苦闷之中,我就向当时浙报的《学海》栏目编辑写了一封倾诉信。
信中说:“我深深理解事业与爱情之间的关系。可是世俗偏见的影响,又使我难以处置这个问题。”
1985年5月28日,浙报第4版头条刊登了这封来信。如今,虽然已经过了30多年,但是,编辑在回信中给我以及与我一样正处于困惑中的青年提出的那些中肯建议,我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报道刊出不久,女读者给我的信件如雪花般飞来。在众多女“粉丝”中,我最中意的是一位字写得漂亮、文采很好的湖州姑娘。
书信一来二去,我与她坠入情网。那年深秋,在太湖之滨,我们有了第一次约会;两年之后,我们喜结良缘。
匆匆那年,弹指一挥。目前,原来在湖州农村合作银行工作的妻子已经退休;再过一年,我也即将退休;儿子前些年在国外留学,如今已经在法国巴黎找到了称心如意的工作。一家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30多年来,每当看到浙报,感激之情在我心中就会油然而生。是浙报,搭起了跨越千里的鹊桥,让我收获了一个好妻子;是浙报,成了我人生的良师益友,激励鞭策我不断成长成熟。
(作者为湖州市吴兴区埭溪镇宣教文化办干部)
后来的我也成了故事里的主角
徐慧君
说起我和浙报的缘分,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结下了。
12岁那年,一份报纸的到来让我们村瞬间“炸开了锅”。我好奇地跑去生产队,原来这份报纸叫《浙江日报》,上面刊发了文章《凤凰山下十姑娘种出高产棉花》、社论《大有作为》及“十姑娘”的照片。
而“凤凰山下十姑娘”,正是我们澉东村的。我一字不落地看完了她们的故事,照片里,一群20多岁风华正茂的姑娘,甩着两条青葱麻花辫,头裹碎花布巾,身穿各式斜襟衫,脚穿解放鞋,肩上扛着锄头、铁锹,脸上洋溢着劳动的喜悦。看着她们,我别提有多羡慕了,心想如果自己也能加入这个队伍就好了。
终于,1970年我被生产队选中,如愿加入了“十姑娘”的队伍,1973年担任组长。那时候干活非常辛苦,白天在棉花试验田浇水,晚上还要捻河泥,很多男人都干不动的活我全揽了,虽然不计工分,但干起来浑身都是劲。
结婚以后,我就退出了“十姑娘”队伍。1983年,我和丈夫一起去沈荡集镇上开了一家饭店,尽管我从小读书不多,但是平日里必看的就是浙报。饭店离沈荡镇政府不远,我一有空就跑去翻看报纸,尤其是上面刊发的一些关于企业家创业的励志故事,令我感触颇深。
几个月前,浙江日报视频影像部的记者联系到我,说要再聊聊当年的故事,我的思绪也被拉回到几十年前。曾经的“十姑娘”们和记者一起,又回到澉东村的十姑娘桥上,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2019年2月23日,《浙江日报》景象版整版报道了“十姑娘”的故事,我的名字也登上了报纸,我终于也成了故事里的主角。当身边的人拿着浙报兴奋地告诉我报上有我的名字时,我内心是无比激动的,这么多年来,《浙江日报》没有忘记我们。
(作者为“凤凰山下十姑娘”第三任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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