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1988年12月18日《浙江日报》头版关于娃哈哈的报道。
娃哈哈的成长，一直有你相伴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我。娃哈哈是时代造就的企业，是改革开放之花结出的果实。浙江日报在娃哈哈的发展过程中，给予了非常大的帮助。
最近，我考察市场回来，集团的小姑娘跟我说：“宗总您成网红了。”还把浙江新闻客户端等浙报集团旗下的新媒体报道拿给我看。我笑笑，我哪里是什么网红，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幸运地赶上了好时代。
与时代同行，离不开媒体的支持。我对浙报的感情非同一般。
《手里钱多了，投向何方? 不买一件豪华消费用品 全力用于改造生产设备》，这是1988年12月18日《浙江日报》上第一篇关于娃哈哈的报道。当时，记者跑到我的厂长办公室，看到除了极平常的三张办公桌和几把折椅外，没有一张沙发，没有任何高档装潢。其实，现在也差不多。我本就是穷人出身，即便现在，一年消费也不超过5万元。不管别人怎么看，这已经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自己觉得挺自然舒服的。
1988年，娃哈哈儿童营养液一上市便受到市场热捧。1990年，销售收入突破亿元大关，利润超2000万元。1991年，杭州娃哈哈营养食品厂7个月产值超亿元、利润超2000万元的消息上了浙报。1991年，杭州市还决定让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资不抵债的国营老厂杭州罐头食品厂。当时，“弄堂小厂”兼并国有企业在国内尚未有先例，浙报率先做了报道，大力支持我们大胆闯、大胆试的改革精神。可以说，浙报见证了娃哈哈“从零到一”的突破。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当年的“石头城风波”，浙报为我们仗义执言。1992年7月，当时我们刚刚开发了娃哈哈果奶，产品市场刚打开，首次进入南京市场的时候，当地卫生防疫站公开宣布娃哈哈果奶饮料为“不合格产品”，浙报等杭州媒体率先实地考察，对娃哈哈果奶在南京的遭遇做了报道。接着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央媒相继披露真相，澄清了事实。娃哈哈的第一次信任危机，是在浙报等各大主流媒体帮助下挺过来的。
当娃哈哈成为一家明星企业，掌声荣誉扑面而来之时，也是包括浙报在内的一些媒体的重磅报道，提醒我们保持清醒头脑，浙江日报记者李丹采写的《“娃哈哈”的忧患》、张燕采写的《“娃哈哈”为何久盛不衰？》、王纲采写的《看“娃哈哈”如何长大》等作品，让我始终敬畏市场、保持警醒。
新世纪以来，新兴的网络媒体一拥而上，给企业带来了全新的舆论环境。这时候，浙报等主流媒体牢牢引领舆论，始终为娃哈哈等民营企业发展鼓与呼。
娃哈哈是我的整个人生，所有的梦，一切的意义、价值、标签和符号。很感恩！浙报一直在记录我们这些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家的奋斗历程，一直关注娃哈哈的成长与发展。在浙报创刊70周年之际，我希望浙报越办越好，能用更活泼的形式，吸引更多年轻读者的喜爱，与娃哈哈一样永葆青春！
(作者为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此生难忘实习的日子
张力
这是一张略大于扑克牌的采访证复印件：“今介绍实习生张力同志到贵处采访，请予以支持。”它已在我的文件夹里珍藏了12年，是我正式踏上新闻之路的见证。
2007年7月17日，是我作为实习生到浙报报到的日子。领到采访介绍信和食堂饭卡后，我被分配到了浙报采访中心新闻采访部。
在浙报实习，我深刻领悟了做人的道理。那段日子，我近距离感受到了浙报记者、编辑的人格魅力：明明是老记者们愿意带我，给了我学习提高的机会，他们却很客气地说：“小张，你现在有没有空？想麻烦你去那里走一趟。”对于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众，他们也从来不摆记者的架子，而是力所能及地提供各种帮助。
在浙报实习，我深刻领悟到了做事的道理。浙报的稿件看似不长，但要求极严。即便是工作数十年的老记者，在工作中仍然一丝不苟，绝非“拿了新闻通稿、问几句话、转几个圈”便走，而是乐此不疲地刨根问底，笔记本上记得满满当当，采访功底相当扎实，还常常叮嘱我“七分采访、三分写作”。有时突然想到好的创意，他们会把稿子推倒重来。
在浙报实习，我深刻领悟到了做学问的道理。有人说，新闻无学。随着实习的深入，我愈发觉得此话大谬。秦军、张帆、应建勇等老师我接触较多，他们不仅在新闻采写上有深厚的造诣，而且对所跑的线相当熟悉，行业知识、专用术语信手拈来。我难忘写好稿子后，管哲晖老师让我站在旁边，一字一句地修改我写的稿件，告诉我为何如此修改。这些宝贵的经验，他们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在浙报实习结束之际，我发短信向带过我的老师致谢，他们一一回复，祝愿我能在新闻路上走得更远，特别是管哲晖老师还叮嘱我去读一读艾丰所著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书籍。
时光飞逝，我在浙报实习已经过去了整整12年，但是当年学习所得的业务知识、为人处世的道理，都成为我宝贵的精神财富。此生遇诸多良师，幸甚！
（作者为浙江省公安厅新闻传媒中心工作人员）
难忘四十载“三农”情缘
顾益康
和“三农”打交道几十年，我联系最为紧密的新闻单位便是浙江日报。
1982年，我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来到浙江省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从那时起，我就与浙报结下了深厚的“三农”情缘。在我的印象中，浙报是最重视“三农”工作、对“三农”报道最具前瞻性和开创性的综合性主流媒体之一。
从那时到现在，时光走过近40年，浙报的“初心”一直未变——关注“三农”、观察“三农”、服务“三农”，为“三农”鼓与呼；浙报记者的工作作风也一直未变——深入基层、了解“三农”、报道“三农”。
上世纪80年代初，钱吉寿是浙报“三农”报道的负责人，李丹、迟全华、李良是当时“三农”报道的三员大将。那时候，钱吉寿带领三大将夜宿农村，与农民聊农事、话家常，倾听农民的喜与乐、盼与求，在浙报开出了非常接地气的专栏，对当时浙江农业市场化改革、产业结构调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建设都给予了深入报道，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三农”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进入新世纪，浙报全方位参与了“三农”改革发展的报道。以“哲欣”为署名的浙报《之江新语》专栏，其中就“三农”改革发展阐述了很多新思路、新理念、新观点。徐峻、俞文明、周咏南等浙报“名记”也都对当时浙江“三农”创新实践给予了特别关注，他们在工作中精益求精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为了挖掘好、宣传好美丽乡村建设、“千万工程”、乡村振兴等先行先试的浙江经验，浙报还做了大量引领性报道和宣传。
近年来，一批年轻的记者成长起来，成为关注“三农”、报道“三农”的行家里手。经济部的刘刚及许雅文等一批年轻记者，很好地传承了浙报情系“三农”、关注“三农”、服务“三农”的优良传统，对浙江“三农”新的改革与发展进行了深入报道。日前，还专门采访了我这位“老三农”，在《浙江日报》、浙江新闻客户端、“涌金楼”微信公众号推出了专版专栏，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做了全景式解读，探讨了如何准确把握新时代农业农村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以及浙江怎样结合自身实际创造性贯彻落实好中央一号文件等重大课题。
在浙报70周年华诞之际，我作为一位“老三农”，对浙报和记者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谢意。我衷心希望，浙报能继续深耕“三农”，将脚步稳稳扎根在基层一线，为浙江“三农”新一轮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浙江省农办原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
报海拾贝
张辉
1997年初，我便申请加入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整天忙着寄报、收报、阅报和整理报纸，畅游在报纸的海洋里，乐此不疲。
全国第八届集报发展研讨会在山东临沂召开之际，我有幸见到了从未谋面的各地报友200余人。浙江杭州张逸文、罗宇两位报友为大家免费发放《浙江日报》，300余份报纸数分钟内被争抢一空，我有幸得到了弥足珍贵的两份，像宝贝似的珍爱有加。回兰州后，两份报纸我足足看了两天，有的文章还要读上几遍，才觉得过瘾，尤其是对副刊《钱塘江》上面的文章十分喜爱，百看不厌，读后也是爱不释手。
可仅凭两张报纸怎么可能满足我的阅读需求？我致电张先生，希望得到他的帮助，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源源不断地为我寄来了他看过的报纸，虽然不是很全，但我倍加珍惜。为了便于阅读，我将副刊上的文章剪下来，分门别类地粘贴在《报海拾贝》上，23本剪报册成了我最好的精神食粮。
2015年9月3日，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我想收集第二天的全国省级报纸，再次联系张先生，他回答说：“知道消息晚了，只找了几份，报友的电话都打爆了。”次日一大早，在我的再三恳求下，他终于答应给我一份。4日的《浙江日报》非常精彩，用12个版全方位、多角度做了详尽的报道，真是与众不同，妙不可言，难怪得到报友的如此追捧。
此外，我还收藏了《浙江日报》香港回归、奥运会、世博会期间的报纸，都成了我的“镇馆之宝”。
（作者为甘肃省收藏协会集报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往事经年 历久弥新
王旭烽
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浙江日报》上竟然有357篇与我有关的文章，包括我本人写的与涉及到我的。再仔细考证下，发现还有一些早年被浙报散文专版发表的组稿未被统计进去，若全部加上，我想大约不会少于365篇。想一想，这可是整整一年的天数啊，浙报与我的关系远矣哉！
这360多篇文字，大多数无疑只是提及我的名字，或讨论我的作品。
在浙报上，我亦有一部分约稿被发表，这便让我想起当年在浙江文化圈里大名鼎鼎的浙报散文专版以及文化专版“三味书屋”。
我无比清晰地记得，第一次向我约稿的是散文家江民繁老师。这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在浙江日报社长期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主编的散文专版“人生风景”及“社会生活”“百姓生活”相当有影响。我年轻时虽然也写散文，但还是以写小说为主，所以当江老师托人向我约稿的时候，我有点意外。因为江老师本人就是个写散文的行家里手，他向我约散文稿，是对我散文创作的某种认可，我自然是高兴的。但当时的我少年气盛，不加思索地说自己写了一组散文，大约有五到六篇，我说如果发就通发。今天想来，可真是为难我们的谦谦书生江老师，因为浙报副刊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江老师不想放弃我这个年轻的并非“大咖”的作者，他同意根据实际情况来处理这组稿子，结果这组稿子在浙报散文专版上陆续发表了。我特别看重其中一篇散文，题目叫《青春不解红颜》，以为笔触情感比较纤巧，恐怕未必能发在浙报这样大气的报纸上，结果被浙报欣然接纳。如今回眸细看来路，江老师代表了那个时代浙报优秀编辑的形象，这也便是后来几十年我和浙报建立起良好关系的重要开端。
而文化专版“三味书屋”在文化人和广大读者之中，亦有着非常好的口碑，它的主编是已经英年早逝的散文随笔名家陈幸德。他的才华与个性是何等的相辅相成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浙报拥有像陈幸德这样的文化大家型编辑，是值得骄傲的。我也曾接受过陈幸德老师的约稿，给他写稿总有点慌兮兮，因为他是眼高手高的名编，还有点名家风度，要是什么地方出点常识性的纰漏，我是怕他向我翻白眼的。有意思的是，他也曾经接受过我的约稿，替我写过有关龙井茶的散文，编入我参与编辑的茶文化专著中。就如我记住了江老师当年的约稿经过一样，我也深深记住了我向陈老师约稿的经过。那时我还在中国茶叶博物馆工作，给他打了个电话，陈老师就从体育场路赶到鸡笼山，那可真是不近的路。谁知那天我突然有紧急的接待任务，结果把他拦在走廊上，谈了一阵如何写茶文，快到中午，我竟然挥手与他再见了。几年以后他再遇见我提起此事，笑着说：“我以为那天你会请我吃顿便饭呢，没想到一口茶也没让我喝成。”唉，想到这里不由感慨，在我年轻的时候，浙报曾经有过许多这样的名家编辑记者，他们与我亦师亦友，那是多么宝贵的记忆啊！
欣慰的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是浙报的作者，我们几十年的相伴历久弥新，常常有紧急的约稿过来，他们空出版面放心地等待，那是因为彼此都有足够的信任。这样的关系想必还会长长远远地继续下去的。
浙江日报，祝70岁生日快乐。
（作者为浙江农林大学茶文化学科带头人、国家一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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