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黄小星翻墙进入天津港爆炸现场。

　　2.本报记者在天津港核心区拍的照片。

　　3.记者黄小星奔赴地震现场。

　　4.木里火灾后回到驻地的消防员们。

　　5.送别吕挺的搜救人员。

　　【开栏语】 记者笔下，有写不完的新闻，讲不完的故事，我们接触各行各业，感受万千人生。

　　这是一个新开的栏目——“小星说”，以本报记者黄小星的视角给大家呈现一种新的讲故事的方式，我们希望以一种独特的角度，带你认识同一世相的不同面，给你带去不一样的思考。你怎样，世界就怎样。“小星说”，换个方式说世相：不为人知的新故事，喧哗热点下的慢思考。

　　浙江在线9月4日讯 上个月，安吉县消防中队中队长吕挺因为营救落水群众被湍流卷走，牺牲时才29岁。他刚买房，想在安吉有一个家，可惜年轻的生命戛然而止。

　　一个记者的职业生涯，可能总会和某几类题材“有缘”。这些年，我写过“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中的消防员，持续追踪下，独家发掘牺牲消防员母亲高龄试管再孕的故事；今年，我去四川西昌参加27位在木里山火中牺牲的森林消防员追悼会；最近，又到安吉送别吕挺。

　　频繁接触这个题材，总有内在驱动力。也是在送别吕挺之时，我恍然发现，动因大概是，从某种程度来说，消防员与记者，都是逆行的人。

　　第一期“小星说”，我想致敬消防员这个群体。

　　一

　　4年前夏天，8月13日清晨，我赶到萧山机场。一路上，我一遍遍刷手机弹出的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的消息。

　　那天早上霸占朋友圈的，一是一则“最感人聊天记录”，一位消防员对他的朋友说：“我回不来，我爸就是你爸，”他还同时提到，自己的战友刚子“走了、牺牲了、死了”。还有一则漫画：群众纷纷撤离事故现场，唯有消防员逆向而行、一往无前。

　　我和同事小陈抵达天津，往天津港的方向赶。路上散落着建筑残骸，曾经崭新的居民区窗框变形、一片狼藉。越往前，遇到的人也越少。一道围墙拦住去路，我们没犹豫，翻了过去。空气是干燥的、炎热的、寂静的。视线内，只剩下被摧毁的平房，空无一人。我们心里都没底，这时小陈建议，分工合作吧，“你去医院采访伤员和家属，我继续向前。”

　　很多时候，身处其中，你并不知道，你的人生将以哪一刻为记。这大概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后悔时刻之一：我转身，往医院方向返回。小陈进入核心现场，被刺鼻的气味熏得流鼻血。他拍下一个被炸得千疮百孔的消防员头盔。这张照片登上报纸头版，编辑只署了小陈一个人的名字。小陈很生气，他说，这张的署名应该是我们两个人。

　　我撤回杭州，因为我的女性身份，反而得到很多人褒扬，就像我每一次从地震、空难、沉船的现场回来时一样。只有我心里知道，我做的，不够。

　　大概每一个新闻专业的学生，都会被战地摄影师卡帕那句名言“荼毒”：“如果你拍得不够好，一定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哪怕知道前方危险，新闻现场之于记者，依旧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刚开始见到火时，一点都不怕，反而会兴奋。”牺牲消防员吕挺的战友跟我说。那一刻，我觉得我们的灵魂是相通的。

　　带我一起去采访的消防线同事，是个新晋二胎爸爸。他刚从台风“利奇马”现场回来，剧烈的风刮跑他价值800多元的眼镜。但他说，站在风力最强的位置，肾上腺素飙升，只余兴奋。

　　二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终于找到一个弥补遗憾的机会。2016年初，借着回访，我跟着退役的八大街中队消防员张梦凡一起来到湖南永州双牌镇打鼓坪乡，那是他牺牲战友、年仅19岁的蔡家远的家乡。八大街中队是在那次爆炸中伤亡最惨重的现役消防队，“最感人聊天记录”里提到的那位牺牲的刚子，就是他们的班长杨钢。

　　我是幸运的。在蔡家待了两天两夜后，我得知，为了把儿子“找回来”，蔡家远的母亲在43岁的高龄选择试管受孕。这个独家的新闻点果然引爆舆论，引得不少媒体跟进。

　　无疑，那是一个记者的高光时刻。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不少人拿这篇稿子来定义我。我和消防员群体似乎有了某种微妙的联系。

　　于是，当今年4月，木里30位消防员牺牲的消息传来，部门里犹豫去不去时，我因为这份微妙的联系，最终决定，去。

　　有人说，消防员是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而我也知道，我有同行在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的现场，右耳永远丧失听力；也有同行，在深圳街头拍摄毒狗后，不幸感染致命的李斯特菌，躺在病床上，瘦得皮包骨头。这是我们同样作为逆行者，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我总是喜欢发掘英雄背后，他们平凡人的一面。壮烈的牺牲，实质也是悲痛的死亡，褪去被加冕的光环，他们大多还是年轻人。他们也会玩游戏、打篮球、追星、吃烧烤。如果是城市消防员，他们会面对各种琐碎的求助：小猫跳到空调上不下来、房梁结了个比篮球还大的马蜂窝、戒指卡在手指上下不来……如果作为森林消防员，他们与山林间的烈火搏斗，往往不被人知、无人喝彩，收获的，唯有自我内心的嘉许。

　　在木里，我一遍遍地追问幸存消防员，他们能获得什么乐趣，有人跟我说，当爬到山顶，能看到远处雪山蜿蜒。想象中，那里该有日出日落，霞光万丈，大自然的盛大表演永不落幕。

　　知道这些，我也可以和自己和解。但愿那些美得不敢相信的风景，也曾慰藉过他们短暂的青春和生命。

　　三

　　去木里之前那段时间，我其实密集地写了不少与遇难者有关的报道——忘了说，这是我另一个有缘分的题材。我隐隐察觉情绪上的某种不对劲，虽然不像那次去湖南采访时不停地陪采访对象落泪。终于，在木里追悼会结束那个晚上，我交完稿子坐在房间，眼泪莫名地止不住地掉下来。

　　记者职业铠甲下的那个人，并不是单一维度的“铁肩担道义”。面对被采访者的冷眼和拒绝，我们也会面孔发烧；我们还会为房贷发愁，困扰于生活的一地鸡毛。这些，并不太为人所知。就犹如人们对消防员永远寄托着完美的、万能的想象。

　　也有很多人问我，记者要面对许多负能量，会不会承受不了？大概，就像我们和消防员靠近危险那一刻反常的亢奋，它本能、自然、不假思索，只是想，离得近一点、再近一点。

　　无数个归途，我们和他们都会疲惫、抱怨甚至咒骂，但下一次，我们还是义无返顾地出发了，就像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一样。

　　有时我也会反思这份亢奋的副作用。我也曾为了赶时效，在地震关隘被打通后，不顾头顶飞沙走石，第一时间冲过去。但某种程度上，劳心比起劳力，更为不易。勇气也许是大多数平凡个人，在恰当的情境下都会被激发的，而记者之所以成其为记者，专业素质更是稀缺品。

　　就像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后，同行的一份挺入核心爆炸区的手记被疯传，网友纷纷赞扬他突破重重阻力的勇气。而我，反而转了另一篇。那是一篇冷静的事故调查，阅读量并不太高，没有形容词，读来不会令人心潮澎湃，但那份克制与冷静、那份敢于也真正诘问到点子上的专业主义，更有价值。

　　就像在面对消防员的壮烈牺牲时，还有人敢于反思我们的“勇敢者文化”，敢于继续探索消防员的职业化道路。比起满屏的泪目与祈祷，这些追问同样可贵。

　　我们要做道路上的逆行者，也要做思考上的逆行者。不后退，也不莽撞。这两条路，同样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