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玉之称源在古,天目之名始于汉。
浮玉之美,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详尽,但后人仰望天目,所思所想,非止于美景。
如同1500年前,梁武帝萧衍长子萧统来到此处,站在天目山峰岩迭起的岩崖之上,仰首长望。彼时的梁朝太子,遥望京城,思念故人,思绪万千。
此后,他隐居深山多年,在破败萧肃的太子庵,木鱼金磬,结缘参禅。经他之手,《金刚经》被分为32节,《昭明文选》编录在册。
经年流转,后人感召昭明太子仁德,在太子庵旧址复建书院,名天目书院。
在复兴传统文化的漫漫长途中,书院邀请名儒讲授诗赋,继承往圣绝学而图救亡之志,蜚声中外。
一
仙梵山开,梁代鼎盛。论天目书院,绕不开历史上这个短暂王朝。
梁武帝萧衍37岁时得一子,取名萧统。萧统出生第二年,萧衍灭齐夺位,建立梁朝,同年十一月,立萧统为皇太子。
萧统不仅生相俊逸,且自幼聪明过人,博通众学,喜召集文采学士,又受到母亲丁令光言传身教,熟读儒家经典,谦和仁恕。
然萧统居太子之位却无帝王阴狠权谋之术,注定将上演一场悲剧。
萧统25岁时,母亲病故。在有心之人眼中,这是一次离间父子关系的绝佳良机。
选墓址,易墓址,在深宫之中,太监、谋士、幕僚勾心斗角。萧统听信道士之言,将蜡鹅等物埋入丁贵嫔墓侧长子之位,而太监鲍邈之因嫉妒太子宠爱其他宫监,跑到梁武帝跟前搬弄是非。
多疑的梁武帝派人前去墓地挖掘,果真挖出了蜡鹅之物。
因“蜡鹅事件”,父子心生嫌隙。
面对父亲的威慑责难,萧统千万苦衷闷在心里,趁父皇入同泰寺舍身做“菩萨皇帝”之机,离开东宫,离开妻室儿女,带了侍臣、文人和书籍,路过扬州、常州……游历天下名胜,隐居读书纂文。
大通元年(527年),忧闷已久的萧统,来到“天目三千丈,东南第一峰”的天目山佛教圣地。
二
为什么会选择天目山?
梁武帝出身贵族之家的武门,具有文武才艺,登位之后,却舍身崇佛。太子萧统跟着学佛,在遍览众经后,日益归趋佛旨。
萧统5岁之时,曾听天目山慧集法师多次讲经。在心中郁结难开之时选择来天目山,或是来此寻觅一片蓝天、一丝微风、一轮皓月、一盏星辰,一个与宇宙合而为一的清凉世界。
萧统所居之所,后被称为“太子庵”。凡结草木为庐皆曰庵,可见既小又陋。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在这里,却迎来了其人生中的高光时刻。
相传萧统初到天目,向一位在草庵中念经的老和尚问路,和尚只专心诵经,不予作答。萧统静候在门边,直到天明。
这位和尚名志公,所吟正是《金刚经》,因不懂梵文,不分章节,中间难以停顿。由此,萧统译述并将《金刚经》分为32章节,劳累过度以致失明。
志公和尚带他来到东天目,以清泉洗眼,左眼复明,又来到西天目以清泉洗涤,右眼复明。洗眼池由此而来。
从历史遗迹来看,萧统带着文臣学士,携带大批书籍,在天目山筑舍隐居,读书纂文。其间的许多著作,不少已散轶,编撰的《文选》30卷是他最花力气,也是最后成书的30卷。选立标准,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成为了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最早选集。
梁有此贤,偏不永年。中大通三年(531年),萧统英年早逝,谥号昭明,葬于安宁陵,后世称为“昭明太子”。
萧统死后16年,《文选》传入北朝宫中,到了唐宋,传播更甚。
唐朝流传:“《文选》烂,秀才半。”一部《文选》,被树为后人选文的样板。李善在《上文选注》说:后进英耄,咸资准的。杜甫更是将《文选》当做一部教科书看待,曾训子熟精文选理。韩愈黜骈,但不废文选。
元、明两代,研究《文选》有起有落,从未间断。在科举制度之下,考题自《文选》出。
鲁迅先生也曾感言:与《世说新语》相比,《文选》的影响更大。
三
皇朝递兴,人世变迁。萧氏所建王朝,只存在短短55年,太子庵之草庐也化成碎片。
透过时光厚厚的纱帐,从太子庵看到的,是集纳有识之士,担当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之责的远见卓识。
这一初衷,与之后临安出现的“书院”不谋而合。
据《临安县教育志》记载,明以降,书院迭起。临安、於潜、昌化三县所立书院,有私立也有官立。
明时,翰林院修撰、博览群书的古文名家、江宁人焦竑,为天目书院写记立碑。书院久废,碑亦不存,但由朝中辅臣之人为书院立碑,可见书院首创者,不是朝中名臣,也是社会名角。
乾隆年间,在先前天目书院基础之上,于太子庵旧址创立天目书院。清朝,临安书院多达十二所。
遍布临安的这些书院,常邀鸿儒名流讲授诗赋、经书,兼习八股,以应科考。
临安历史上,曾出现过300多位进士,集贤村更是一村18进士。历史的细节虽无从考证,但不能否认,那些设于山水田园间的书院,吸引鸿儒名流前来教学,对临安的教育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
如百丈书院,南宋末年,理学家朱熹曾被提举到临安洞霄宫讲学。昌化有位李方子慕名前去听讲,回去后就在当地效仿。之后其子和同村叶采学、陈泽民三人发起,效仿白鹿洞书院办学传教。
而赤石书院,更是多次邀请嘉靖进士袁炜前来讲学。袁炜才思敏捷,举笔成章,官至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建极殿大学士,有“青词宰相”之称,造福当地莘莘学子。
四
萧统短暂的一生遭遇挫折,但他的意志并未消沉,奋发进取。
这种精神内核融入天目书院,驱动着后人。
如果1500年前的太子庵算作天目书院第一届,那么第二届便是乾隆年间在此基础上创立的天目书院,第三届则是抗战时期留法文学博士张天方等一批爱国知识分子恢复书院的活动。
在天目山东南抗战最前哨,烽火漫天。1939年,前清秀才、考古学家、留法文学博士张天方开始太子庵重建书院的筹备工作。
1940年6月1日,天目书院在太子庵成立,天目诗社、天目印社相继诞生,希望赐给杀敌之声、惊人之句。在敌机轰炸、日军横行的艰苦之中,书院历经三次搬迁。
山乡办起书院,村人十分惊奇,砍柴放牛者,男女老少者,都来围观探究,有的还带来土产礼物送给这些“大读书人”。
虽然只维存短短五年,但书院坚持对经学、史学、哲学、文学艺术、考古等领域作了广泛的研究与探讨,先后编撰出版《抗战史事略》、《天目诗录》、《文史》、《天目考古录》等,卓有成效。
1996年,本着“情寄天目,心慰昭明”的情怀,人大张金马教授等人倡议并联络一批志同道合之士,在天目山太子庵故址重新恢复天目书院并开展活动,传统书院的讲学之风又开始在天目山间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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