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洲造纸考古遗址公园作坊区效果图
浙江在线11月2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张彧 李睿 通讯员 马丁 共享联盟·富阳 李潇鹏 沈吕诚）杭州富阳凤凰山北麓，一座遗址，距今千年。
泗洲宋代造纸作坊遗址，位于富阳区银湖街道泗洲村，发现于2008年，始于北宋早期，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所发现年代最早的古代造纸作坊遗址；其现存考古发掘规模远超国内的同类型遗址，为全国最大；更重要的，它是已发现的工艺流程最完整的造纸遗址。
最近，在刚刚结束的二期考古试掘中，泗洲遗址面积被扩大至5万余平方米。与此同时，一纸关于泗洲造纸考古遗址公园及中国造纸博物馆的建设初步规划已经落地。富阳更是决定将泗洲造纸遗址打造成为可见、可感、可传承的宋韵文化新地标。
很多人开始好奇，这块一直以来名声不显的“国宝地”，为何突然“醒了”？
“科技国宝”差点和世人擦肩而过
要读懂泗洲，首先要读懂富阳这张纸的分量。
民国《浙江之纸业》记道：“论纸，必论富阳纸”。在手工时代，几乎所有的中国纸都能在富阳找到自己的影子，其源头至少可以回溯到魏晋时期。自“皮纸”以始，至竹纸而兴，在宋代时，富阳的手工造纸名扬天下，一句“京都状元富阳纸，十件元书考进士”让“造纸之乡”的名号伴随富阳趟过了漫漫的历史长河。
但在泗洲遗址发现之前，富阳造纸一直缺少成规模的考古实证。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杨金东告诉记者，国内的造纸遗迹凤毛麟角，此前中国考古发掘中最早的造纸作坊遗址，是江西高安的明代造纸作坊遗址，“始于宋代的泗洲遗址，直接把我国有据可查的造纸作坊的历史往前推进了300多年。”
那么，如此重要的泗洲遗址里究竟有什么？
造纸生产线，考古学称之为操作链。
看到泗洲遗址的第一眼，你可能会觉得平平无奇：一眼望得到头的“大土坑”中依稀可见沟渠纵横的痕迹，或条形或圆形的“小坑”镶嵌其中，有的被杂草覆盖，有的被塑料布遮蔽着，厚厚一层灰。
参与了泗洲“每一锄头”发掘的杨金东引着我们来到一条东西向的土沟前，用手指比划着告诉我们，在宋代，这就是一条造纸生产线，“以这条水渠为中心，水渠两侧分布着浸泡原料的沤料池、蒸煮原料的皮镬、浆灰水的灰浆池、抄纸房、焙纸房等。”在他的讲解中，一座热气蒸腾、人声鼎沸的造纸工坊渐渐在记者的脑海里有了轮廓。
但很多人不知道，当年，泗洲遗址曾差点与我们擦肩而过。2008年富阳高桥镇在320国道改道工程中，陆续发现了大量遗迹。一开始考古工作队将它作为一般的聚落遗址进行清理，但是，挖掘出的一条条排水沟、一个个水池和半截埋在土中的陶缸，让所有人感到疑惑，它们到底是干什么用的？第一阶段清理工作临近结束，答案依然是雾里看花。
所幸，一位村民在现场自言自语了一句：“这很像造纸工坊哎。”
泗洲造纸作坊遗址中分布有水渠、沤料池等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考古人员将遗址现场的布局，与明代《天工开物》中记载的造纸工艺一一比较，又走访了当地的造纸作坊，发现相似度很高。而随后的考古发现更进一步印证了这个假设：除了石碾、石臼、石碓等造纸工具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刻有“至道二年”（996年）和“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的纪年铭文砖，这说明泗洲极有可能在北宋时期便作为造纸作坊而存在。
中国科学院科技史专家潘吉星用“科技国宝”四字来评价重见天日的泗洲遗址：“从世界角度看，当富阳造纸作坊在生产的时候，当时的欧洲还处于无纸时代。这么大的作坊，世界罕有。”
杨金东的心底还有一个“从1到N”的猜测：目前考古发现至少存在三条相互关联的造纸生产线，“当年这个工坊，很可能已经达到了规模化的生产能力。”
而前不久刚结束的二期试掘成果，似乎也在支撑着他的判断：通过对现有遗址周边的试掘，又新发现约4万平方米遗址，其部分石砌结构与原有1.6万平方米的遗迹较为相似，推测应为同一造纸作坊遗迹。
“加起来一共5.6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这几乎相当于一个现代中型工厂的规模了。”杨金东说。
泗洲造纸考古遗址公园西枫阁效果图
工业气息是宋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泗洲遗址“宋韵文化新地标”的目标定位，让不少人眼前一亮。
“以德寿宫为代表的一系列宋代遗存，大多集中在人文历史政治风貌的领域，而泗洲遗址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它是宋代工业技术的典型代表。”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教授苏荣誉告诉我们，宋代纸的产量与用量都非常之大，并留下了宋版书、宋画等珍贵的文物。“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宋朝在科技领域的成就达到了高峰。可以说，工业气息是宋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这样的工业气息，有时候微小到只有几厘米——在杭州市文物考古所的库房里，就保留着一堆如巧克力饼干似的小土块。
这是当年杨金东从泗洲遗址现场带回来的。当时通过对土壤成分的检测化验，证实了其中有竹纤维。正是这一结果，加速推动了对泗洲遗址“出生年份”的认定——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处宋代竹纸造纸作坊遗址。
“我国古代的物质文明遗存，大多来自手工业。”深耕手工业技术和文化遗产利用领域多年，苏荣誉一直期盼着更多的手工业遗址被发现，从而破解古代手工业的未解之谜。
比如在遗迹西北侧，有一块下宽上窄的石块遗迹，这是一堵保存较为完整的火墙。“两面墙中间空心，在墙中生火，抄好的纸则贴在外侧，隔墙烘干。” 苏荣誉说，“这比最早明确记载火墙烘焙纸张技术的《天工开物》，还早了几百年。宋人的智慧及宋代工业的先进性，可见一斑。”
位于富阳区银湖街道泗洲村的泗洲造纸遗址
要传承千年前的宋人智慧，不仅要有遗存，更关键的是人。
2008年泗洲遗址被发掘后，富阳竹纸制作技艺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李文德也去看过，他根据遗址呈现的设备来推测，宋代的工艺流程和他从小学习的并无本质区别：“如果把遗址恢复出来，我们马上可以将古法工艺都复刻出来。”
2006年，富阳竹纸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也留住了不少李文德这样的“种子”。“至今富阳仍有3个乡镇5个村、上百名匠人守着这门技艺。”富阳区文广旅体局党委委员楼高峰说，近几年这些工匠们不断书写着富阳纸的新故事：古籍修复纸、白唐纸、竹檀纸等新纸品层出不穷；古法造纸工坊设起了研学体验点，带火了乡村游；崭新落成的元书纸文化展示馆，揭开了“富阳纸”的前世今生；纸制小熊摆件、牛皮纸包包等特色文创纸产品开始出圈引流……
“泗洲遗址的发现，让我们把这一行干下去的信心守住了。”李文德目前正在申请创建省级非遗工坊，通过“非遗+”拉长产业价值链，“我相信，这张纸里有春秋，担得起宋韵文化的传承。”
宋纸研学活动中，学生体验造纸
更多想象将在千年遗址上变为现实
泗洲遗址公园的建设时间表已出炉：总规划面积400余亩，明年开工，预计2025年建成。
一鸣惊人后，泗洲为何沉默了十余年？
没有直接回答记者的问题，富阳区发改局副局长何荣华列出了一张时间表——
2009年泗洲遗址首期考古结束后，被列为富阳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列为第六批省级文保单位；2013年列为全国第七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样的速度，在何荣华看来，已是跑步前进了，“两年一个台阶，足以证明泗洲遗址的价值。”在他的回忆里，其实从2013年起，关于泗洲二期的讨论，就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关于泗洲的未来，富阳三易其稿。”
第一稿，写满了“保护”两个字。
2013年12月25日，富阳开始在泗洲遗址上，建设保护性钢架大棚。“秉持文物保护优先的原则，起初三年，我们只是想好好把‘这张纸’保存下来。”参与遗址保护进程变迁的楼高峰说，在当时，造纸博物馆、考古体验区等周边项目都还处在概念阶段。
2017年1月，大棚竣工。同时，泗洲二期也正式立项。
第二稿的设计，在“保护”后面添上了“发展”。
抛开时代背景来谈保护与发展，都是片面的——彼时的富阳，正处于壮士断腕腾退造纸业的收尾期。2016年以来，富阳腾退造纸及关联企业1000余家，光烟囱就“拔”了542根。
但造纸业的未来该何去何从？富阳的“一张纸”如何从制造业属性向文化属性转型？泗洲遗址再次成为焦点。
在楼高峰的书桌边，至今还躺着一本当年的设计方案，“那时候的想法，是围绕保护大棚，做一个还原展示功能为主的遗址馆，遗址公园的占地面积也没有现在这么大。”
虽然2019年，泗洲二期项目的设计稿获得正式批复，但后续的推进并不算快。越来越多刀刃向内的问题开始出现：泗洲遗址的全貌，到底是怎么样的？现存考古发掘最大的造纸遗址，核心区域只有2400平方米吗？目前的二期项目，担不担得起泗洲的三个“最”字？
这些问题，随着文旅融合的概念逐渐找到思路。富阳决定，不能在螺蛳壳里做道场，要再做加法。
于是设计规划推倒重来，2020年，第三稿设计开始了。
如今再回望，楼高峰不免感慨，富阳与泗洲，似有一份奇妙的缘分，“没有早一点，没有晚一点，她等了我们千年，恰在此时相遇，刚刚好。”
这个“刚刚好”，来源于2021年下半年，浙江将打造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提上日程。继德寿宫之后，这片能印证宋代工业技术兴盛的造纸作坊遗址，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契机。
今年来，遗址公园规划进程加快推进，一纸以宋韵为核心的规划设计初步形成：遗址露明保护展示棚、中国造纸博物馆、原乡风貌展示区和农耕文化体验区……更多的想象即将在这片千年遗址上变为现实——
除了已发掘遗址的露明展示区，遗址公园内还将通过地面模拟和数字化复原等方式，呈现出宋代泗洲造纸完整的古法工艺。“类似于目前西安兵马俑的展示方式，发掘与参观实时进行互不相扰，游客可以很直观地看到我们的保护工作。”楼高峰介绍说，在另一片研学体验空间里还有沉浸式体验，游客可以亲手体验传统工艺，自己造纸。
不止于此。“博物馆里将建设一个纸基因库。”负责遗址公园设计的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师孟超透露，“每一种纸，根据不同时节选用的材料，添加的配料，呈现出的色泽以及质地纹理都是不一样的。”
富阳希望通过对这些纸的统一编码及鉴定，以数字化和实物相结合的方式归集成“纸DNA库”，为今后的书画修复、文物鉴定等工作提供有效的学术支撑和实物支撑。
和泗洲暂别，毛竹、村庄、遗址大棚在我们的视线里往后退去，而时间却在不断前行——从千年前的手工古法造纸，到本世纪潮涨潮落的机制纸，如今的纸乡在时间和空间双重纬度中，再次升级了这张纸的文化质感。
而泗洲遗址，就像一位已沉睡千年的老人，正徐徐醒来。我们期待着能在不久的将来，向它道一句：
你好，好久不见。
泗洲造纸遗址·中国造纸博物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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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时光湮没的辉煌
宋代的纸业生产单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官府经营的造纸作坊。
第二类是配民制作官纸。这些固定为官府制造上供纸的生产者称“纸户”，姓名籍于州县官府，向国家提供纸张，可以免除其相应的徭役负担。
第三类是民间商品纸生产。
泗洲造纸作坊应该属于第一类。“国营造纸厂”的选址自然是十分讲究的。
首先是水。水是做一张好纸的关键。叶浅予在《富春江游览志》中写道，“其中优劣，半系人工，亦半赖水色”。
泗洲的名字就告诉我们，这里的水系十分发达。两条溪环抱泗洲。一条叫白洋溪，亦叫泗洲溪，光绪《富阳县志》载，“白洋溪发源县东北诸山，曲曲南流三十余里，由苋浦入大江”。还有一条叫新义溪，经泗洲并入白洋溪。其次是原材料。富阳是竹纸之乡，最主要的原材料自然是竹子了。“竹纸就是用竹子的整个茎干，经一系列复杂手续处理后造出来的纸”（《中国造纸技术史稿》）。
南宋陈槱在《负暄野录》中也写道：“又吴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晾令稍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春膏，其色如蜡。”
但是，要撑起如此大的一家“国营工厂”，还需要一个广阔的市场。
宋朝的时候，纸的用途非常广泛。《渑水燕谈录》说两浙等地“多造纸袄为衣”。当时的纸衣、纸袄通常为生活贫困者所穿着。诗人陆游就曾吟咏过雪天盖纸被的感觉，“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暖于绵”。纸甚至成为了制造兵器的原料，有纸甲、纸炮等。北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四月，“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防城弓手”。
当然，在富阳这个县城，最需要用纸的还是每天都要抄写经文的寺观庵堂。泗洲附近，恰好宗教场所并不少。除妙庭观和泗洲庵外，东坞山的“九庵十三寺”也是泗洲造纸作坊的重要客户。
真正的大客户在杭州。杭州自五代以来，雕版印刷业已相当发达。吴越王钱镠在“天下大乱，豪杰蜂起”的五代十国纷争之际审时度势，采取“与其闭门作天子，不如开门为节度”的保境安民以至纳土归宋的策略，换来了“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革，四时嬉游，歌舞之声相闻”的太平局面。在当时，杭州已是良工聚集，雕版技术颇负盛名。
北宋时，杭州不仅承担朝廷刻书，“市易务”等公私刻书也很多。王国维在《两浙古刊本考》中说道：“浙本字体方正，刀法圆润，在宋本中实居首位。宋国子监刻本，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版。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
到了南宋，宋高宗“车驾驻跸临安”，杭州更是成为当时全国雕印手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吴自牧的《梦粱录》中记录杭州的书铺、裱装铺、纸扎铺“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杭州刻书行业的发达，自然也带动了周边造纸行业的繁荣。《咸淳临安志》中说道：“按旧志云，余杭由拳村出藤纸，省札用之。富阳有小井纸，赤亭山有赤亭纸。”泗洲距离临安城仅三十余公里，陆运的话完全可以实现朝发夕至，水运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做好的纸张沿白洋溪而下，经苋浦，至富春江，再顺流而下，就可以抵达杭州了。
然而，这么大的一个作坊，却伴随着南宋的灭亡，也渐渐湮灭了。在遗址中发现了一层红烧瓦砾堆积，似乎说明在宋末元初的时候，这里曾遭遇了一场火灾，作坊毁于一旦。
泗洲造纸作坊消失了，但它所叠加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和造纸工艺更迭、发展的生产空间格局关系，成为中国古代造纸术工艺流程的见证，成为中国造纸术伟大发明的最直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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