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毘山遗址之谜：3000多年前繁华再现，会是下一个“三星堆”吗？

　　用铲子刮着土堆，泥沙被层层刷落，浙江湖州毘（pí）山遗址考古领队闫凯凯犹如在开巨大盲盒。直到一块卷云纹青铜残片出现，他不由惊喜，“能出土这样的奢侈品，此地非同一般”。

　　土堆来自3000多年前，位于毘山遗址核心区。其3.5米高的地势，至今都是“显眼包”，而曾经，是一个3400平米的“地标”建筑。

　　毘山遗址有着浙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晚商时期聚落。已经出土的陶器、卜骨、卜甲、青铜器器等多达数百件，拂去尘埃，浙江先人的生息劳作、烟火气跃然而上。

　　毘山遗址正式考古至今，进入第十年。11月2日，湖州毘山遗址景区改造项目开发定位策划启动招标，接下来将以为文旅形式向大众展示。知古鉴今，鉴往知来。毘山遗址的诸多历史遗迹，映见浙江文化根脉源远流长、联通发展脉络的同时，也给我们启示。

　　毘山遗址发掘揭开哪些秘密？同处商朝晚期，它是否将成为下一个“三星堆”？

　　考古现场示意图 吴越摄

　　浙江重现3000多年前繁华

　　遗址比故宫大，还有贵族

　　闫凯凯看着远处，指向飞鸟掠过的一片草地，“你看，那里3000年前是环壕（河流主干道）。”草地下方，沉睡着晚商时期建筑遗迹。

　　根据勘探发掘，这些建筑最终通向土堆上的主建筑，这也被誉为毘山遗址“地标”。现场，潮新闻记者看到，因为考古保护，土坡四周建起了遮阳篷，还被盖上防晒“外衣”。

　　这个黄泥垒起的土堆，经考古人员认定是建筑底座，作用是抬高建筑地势。从外形看，土堆中间高两边低，像帽沿一样向两侧延展。闫凯凯向潮新闻介绍，登上土坡上的建筑能众览全域，可见其重要性。

　　土坡一角 吴越摄

　　以毘山为中心，近百万平米遗址里，埋藏着3000多年前浙江一带的政治、文化中心。该地曾经耸立我国南方晚商时期的最大建筑群，其中不乏高等级建筑。

　　随着手铲层层深挖，古建筑留下的痕迹依稀可循。闫凯凯和部分参与研讨的专家结合土堆遗留下的柱洞数量、占地面积、周边附属建筑、出土遗物等综合判断：该“地标”建筑是贵族居住区，或是供祭祀的仪式性场所。

　　图为高等级建筑基址遗迹中的地梁。图片来源新华社

　　业内研究者认为，毘山遗址高等级建筑有两层含义，一是大批建筑面积达四五百平米，散落在“地标”建筑周围，经修建、遗弃、重建，在这块区域存续二三百年。二是这些建筑并非一般民居，而是供上层贵族使用的“高档场所”。

　　摸清建筑分布和类型，是闫凯凯的主要工作之一。据了解，目前毘山遗址考古处于框架性探索阶段，通过勘探、发掘基本确定了聚落的壕沟水系、中心区域高等级建筑、外围手工业作坊分布等框架性内容。 

　　“建筑是最难挖的，良渚古城考古80多年，殷墟遗址则挖掘了近100年。”闫凯凯表示，毘山遗址比良渚古城小三分之二，考古或许还将持续数十年，“还有很多框架性的东西没有做清楚，老问题没解决，新问题又冒出来了。”

　　遗址所在流域现“工业园”

　　浙商基因在晚商已经显现

　　毘山遗址相关标本的碳14测年数据，集中于公元前1250-1000年，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从浙江全域看，毘山遗址的发现证明在良渚文化之后，吴、越国崛起之前还存在一次文化发展高潮。

　　今年毘山遗址考古进入第十年。不过早在1980年代，毘山地形和文物分布情况就被绘制在图纸上，并树起了保护标志碑。毘山遗址最早于1957年发现，从2014年开始对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工作。

　　当时的浙江人如何生活？哪些习惯延续至今？遗址文物串联起晚商时期浙江先人的生活面貌、文化审美与经贸活动。

　　多名考古专家调研后认为，毘山遗址有着丰富历史文化遗存。毘山遗址所在的东苕溪流域，分布着原始瓷、硬陶、青铜器铸造等手工业区，是夏商周时期环太湖地区原始瓷、硬陶的主要生产地。

　　文物碎片 吴越拍摄

　　其不远处的青山、龙山原始瓷窑址群，是中国瓷器起源地之一。闫凯凯向潮新闻介绍，“工业园”产的原始瓷和硬陶，远销江浙沪和中原一带，河南等地贵族墓葬出土的原始瓷、硬陶器，外形、纹样与毘山以及周边窑址出土的基本一致，可能属同一产地。

　　因而有专家推测，烧制原始瓷、硬陶是浙江先人的特色手工艺活，产品市场广泛。浙江人善于经商的基因，早在3000多年前的晚商时期已经显现。

　　出土的器具 吴越拍摄

　　这些器物同时具有鲜明特色。闫凯凯曾参与发掘良渚古城遗址，他对比后惊叹，这在江南同时期遗址非常少见——“毘山遗址出土的原始瓷、硬陶及青铜器注重实用，而良渚文化的器具宗教味更浓厚一些”。

　　此外，从已经发现的卜骨、卜甲、玉琮、玉璧、青铜器看，毘山遗址是中原和百越文化的中转站、汇合点，当地汲取中原文化，见证着南北多元文化交融发展。

　　浙江青铜文明“课代表”

　　它会是下一个“三星堆”吗？

　　浙江毘山遗址与四川三星堆遗址，还原晚商时期的生活图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惊艳世界，同样处于青铜时代的毘山遗址，其神秘面纱才刚刚被考古人员揭开一角，让人充满想象。

　　也正因此，不少业内人士将两者相提并论，毘山遗址是否会成为下一个“三星堆”？这成为业内讨论焦点。

　　出土的青铜器 吴越摄

　　著名商周考古学家、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认为，浙江先秦考古会迎来爆发点，“有可能会有三星堆那样的发现”。有考古专家大胆推测，“毘山遗址曾经存在规模宏大、社会组织复杂的部落酋邦或方国。”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向明也曾表示，毘山遗址是浙北商代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核心聚落遗址，此次发现是浙江商周考古的又一重大突破。

　　从这个层面看，上述特征与三星堆有几分相似。晚商时期，毘山遗址在环太湖流域有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物质和文化丰富，其重要性相当于浙江“三星堆”。

　　关于毘山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何关联，作为考古队领队，闫凯凯也在发掘现场考虑过。

　　“其实毘山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他们有鲜明的地域特征。”闫凯凯首先看到相似之处，它们同处一个时空，都是各自区域的中心聚落，也都有着独立的社会体系。

　　但从出土文物看，三星堆文化擅长制造青铜器具。比如青铜立人保留三星堆本身特色，同时也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在青铜器类型上，三星堆文化偏向于铸造礼器，祭祀文化浓郁，和商朝文化更加相近。

　　已修复的文物 吴越摄

　　相比之下，毘山遗址受中原文化更小。民众使用的炊具是鼎、甗和釜等，还擅长烧制原始瓷器和印纹硬陶器，这些出现生活的角角落落。青铜器具主要是锄头、斧子、矛、镞等工具或兵器，功能上更加偏向于实用性。

　　闫凯凯认为，毘山遗址和三星堆文化是两种不同文明现象，各有所长，也各有特色，“三星堆的名气比较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毘山遗址的独特性，它们都属于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