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三驾马车”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

　　提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对标这一要求，结合国际变局和浙江实践，亟须打造基础科研、应用转化、金融服务“新三驾马车”，强化发展的延续性与应变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特别要打破部门和机制壁垒，促进“新三驾马车”协同，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的堵点痛点，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产业链安全等方面锻造新优势。

　　浙江在线11月10日讯（记者 吴晔）“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发展要求，浙江正全力做好这篇大文章，推动创新活力持续迸发。近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结合国际变局与浙江实践，围绕基础科研、应用转化、金融服务“新三驾马车”，就浙江“十五五”时期如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接受本报记者专访，为浙江锻造新优势提供深层思考。

　　强化科创与产业融合的延续性与应变力

　　记者：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浙江省委强调，加快打造创新浙江，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您提到，科技进步“新三驾马车”（基础科研、应用转化、金融服务）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核心支撑。这“新三驾马车”如何赋能“十五五”期间浙江发展的延续性？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又对“新三驾马车”的协同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郑永年：发展的延续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也是“新三驾马车”发力的根基。对浙江而言，这种延续性更具体。从早期的温州模式、义乌发展经验，到如今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始终围绕民营经济与开放型经济，这是浙江发展的鲜明特色，也是“新三驾马车”的实践底色。

　　但“延续”不代表“固化”，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异性”已倒逼经济发展动能必须升级应变。从全球看，最大的“变异”是不确定性风险加剧。一是美国对华战略从泛领域竞争转向核心技术遏制，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卡脖子”领域的封锁不是短期现象。二是分散式地缘冲突常态化，欧洲冲突、中东动荡、拉美博弈冲击全球秩序。浙江外向型经济占比大，与委内瑞拉的大豆贸易、与东盟的电子元件合作，任何一个冲突都可能打断供应链，这要求“新三驾马车”必须更注重安全韧性。

　　从国内看，“变异”体现在增长逻辑的切换上。“十四五”时期我们还在讨论做大产业规模，“十五五”时期必须转向提升产业质量。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齐全”不等于“先进”。浙江数字经济虽领先，但底层算法、核心硬件仍依赖外部；2024年民营经济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67.4%，但在“卡脖子”领域的研发投入强度相对欠缺。这些矛盾，本质上是“新三驾马车”协同不足的问题，基础科研“卡源头”、应用转化“卡中间”、金融服务“卡耐心”，这正是浙江“十五五”时期要破解的核心问题。

　　我们看到，全国层面的“新三驾马车”还需进一步协同，教育、科技、人才分属不同部门，从基础研究到应用转化还存在一定的部门壁垒。浙江要在突破部门和制度壁垒上先行探索，特别是提高“新三驾马车”与民营经济活力的匹配度。浙江民营资本活跃，但很多资本去炒房、炒股票，不愿投长期科创项目；数字经济规模全国领先，但“数字安全”“数据主权”能力较为薄弱；目前通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底层数据和算法创新研发有待提升。浙江作为数字经济先行省，必须先让“新三驾马车”与民营经济深度绑定，解决“活力有余、能力不足”的问题。

　　打通科创与产业融合的堵点痛点

　　记者：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而“新三驾马车”是其落地载体。浙江该如何通过“新三驾马车”的协同来补短板？

　　郑永年：新质生产力不能是“空中楼阁”，必须靠“新三驾马车”搭建体系化支撑。中国坚持实体经济立国、制造业立国，这一步走对了。英国上世纪80年代放弃制造业导致产业空心化，美国中低端应用技术流失后又提“再工业化”。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浙江的一大优势，传化智慧物流、海康威视智能安防等都是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典范，这是“新三驾马车”的底气，同时也需要“三驾马车”各司其职补短板。

　　第一，基础科研要破“从0到1”的瓶颈。浙江高校科研机构虽多，但在原创性研究上还需提升。关键要推动民营资本与基础研究结合，引导阿里巴巴、海康威视等民企与浙江大学、西湖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聚焦数字安全、生物医药等“卡脖子”领域，由政府给予税收减免。别让民企只做“应用层”，要拉它们入局“底层研究”。

　　第二，应用转化要通产学研堵点。浙江应用转化本就有优势，但部门壁垒、区域分割等问题仍存在。要抓“两个打通”：一是打通“人才流动墙”，落实中央“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部署，可以让西湖大学教授去阿里巴巴做技术顾问、海康威视工程师去浙江大学讲应用案例；二是打通“区域协同墙”，形成研发在杭州、制造在宁波、转化在全省的格局，比如宁波汽车制造业需要人工智能优化生产线，杭州数字企业可提供技术，政府只需搭建供需对接平台，让生态自然耦合。

　　第三，金融服务要给“长期耐心”保障。这是“新三驾马车”中最需强化的一环。新质生产力需要长期投入。但浙江有的创投基金，半年考核、一年要见效，怎么培育需要10年落地的芯片技术？浙江的金融优势不是“炒短期”，而是“服务长期创新”，这点必须明确。浙江要做的，是以制度保障增强资本的耐心。一方面，对投向科创的民营资本实行亏损抵扣税收，比如投1000万亏了，未来5年可抵扣企业所得税；另一方面，建立科创项目容错清单，只要不是恶意骗补，失败不追责，让资本敢“陪企业慢慢成长”。

　　对浙江的市场主体，我有三个建议：一是民企要敢做长期主义者。别只盯着短期利润，要像美国苹果、谷歌一样，投10年才能见效的核心技术，主动对接基础科研，从应用商变成创新者；二是科研机构要敢“接地气”。别把成果锁在实验室里，要跟企业合作，把论文写在产业一线；三是政府要敢“放权”。别再管“企业该做什么业态”，要多管“生态好不好”，比如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保障数据安全、落实容错政策，把“舞台”搭好，让企业自己“唱戏”。

　　锻造科创与产业融合的新优势

　　记者：您对浙江“十五五”时期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前景有何预期？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浙江如何以“新三驾马车”锻造新优势？

　　郑永年：浙江的共同富裕可以靠“新三驾马车”驱动发展分蛋糕，核心是国有经济搭台、民营经济唱戏。国有经济主导建设高速公路、高铁、数字基础设施等。这些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的领域，民企不愿投、也投不起，国有经济必须扛起来，为“新三驾马车”搭建基础设施舞台。而数字经济、智慧物流、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让民企做主角，阿里巴巴、传化、义乌小商品城靠市场机制做大，带动数百万就业，这是“新三驾马车”的实践主体。

　　“十五五”期间，浙江要深化这种模式：在“做大蛋糕”上，以县域为单位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比如温州搞智能装备、台州搞汽车零部件、丽水搞生态经济，不搞“一刀切”的产业升级，让“新三驾马车”适配不同区域的产业基础。在“分好蛋糕”上，推动民企建立“薪酬增长与研发投入挂钩”机制，比如，企业研发投入每增加10%，员工平均工资增长不低于5%，政府给予税收优惠，让员工分享创新红利。我去温州调研时，看到有的民企把员工持股与技术创新结合，核心技术人员能拿企业股份，既留住了人才，又让员工富起来，这正是“新三驾马车”驱动共同富裕的生动案例。

　　此外，浙江作为开放前沿，“新三驾马车”如何保障数字安全、产业链安全，也需要考虑起来。现在谈“数字安全”太浅了，只盯着“隐私保护”，却没看到“数字主权”的核心，这需要基础科研与应用转化协同突破。浙江的产业大脑积累了大量制造业数据，如果只藏起来不用，就浪费了宝贵资源，难以实现创新突围。浙江要做的，是从“数据保存”转向“数据赋能”。一方面，建省级数据共享平台，让政府、企业、高校的非敏感数据互联互通，形成“中国味”的大模型“原料库”，比如整合制造业、电商数据，训练自己的工业大模型；另一方面，支持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等研发自主大模型架构，从“应用层”向“底层”突破，这才是真正的“数字安全”。

　　产业链安全则需要“新三驾马车”与“地瓜经济”相结合。“地瓜经济”强调藤蔓向外延伸，但前提是块茎扎得稳。对内，长三角地区要推动产业链互联互通，形成内部核心供应链，靠应用转化把区域优势串起来；对外，向东盟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延伸“藤蔓”，在越南、印尼等地建制造基地，把组装环节放出去，把研发、设计、销售环节留在浙江，既靠金融服务支撑海外布局，又靠基础科研保障核心环节不流失，这就是安全与开放的平衡。

　　浙江有两大优势不可复制，一是民营经济的活力，二是政府构建生态的能力。这两大优势与“新三驾马车”结合，“十五五”时期的浙江完全能成为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标杆。我的预期是，到　“十五五”末，浙江能在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一是数字经济自主可控水平，基本突破底层算法、核心硬件“卡脖子”；二是民营经济与科创深度融合，民企研发投入强度超全国平均水平；三是共同富裕制度创新。浙江的发展，从来不是“靠政策红利”，而是“靠改革创新”。“十五五”时期只要坚持这个初心，以“新三驾马车”驱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就能锻造出别人拿不走的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