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的课堂”，育人路上新探索

飞行件交付前，宁波大学学生进行状态再确认。 受访者供图

浙江万里学院的师生在捕捞渔船上。 受访者供图

神舟二十一号转运现场。 新华社发

　　浙江在线11月19日讯（记者 竺佳）把高校的课堂从固定教室转向国家战略与产业振兴的“问题现场”，会带来怎样的化学反应？在“行走的课堂”上，我们看到，教材滞后的问题正在被真实场景中的鲜活课题所化解，学用脱节的困境正在被“在做中学”的深度实践所打破。

　　从太空实验室到产业最前沿，宁波高校把课堂搬进山河万里

　　戈壁滩上，火箭轰鸣；东海之滨，贝苗丰硕。在浙江高校的育人版图上，课堂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

　　2025年10月31日23时44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搭载着宁波大学首次主导的科研项目飞向中国空间站。与此同时，在400公里外的浙江沿海，浙江万里学院的师生们正在滩涂上记录着最新一批缢蛏“甬乐2号”的生长数据。

　　这并非偶然的时空交错。将育人主阵地从固定的教室转向国家战略与产业振兴的“问题现场”，正是当下浙江诸多高校系统性、成建制推进教育模式改革的生动缩影。

　　场景革命

　　现场成为最好的教案

　　今年10月31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了宁波大学最特殊的“教室”。当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船腾空而起，宁波大学药学专业研究生陆书艺站在观测区，亲眼见证了她参与的实验项目随船升空。“那一刻，课本上关于‘氨基酸-核苷的不同手性组合’的理论概念，变成了眼前这枚火箭要解开的生命之谜。”望着黑夜中刺破天空的火箭，她难掩激动。

　　这个“太空课堂”的构建源于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大学新药技术研究院院长赵玉芬与其团队十多年的探索。

　　简单来说，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就像一列很长很长的火车，由每一节氨基酸车厢头尾相接组成。但神奇的是，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生物体内的蛋白质仅由左旋氨基酸构成。“在明明存在右旋氨基酸的背景下，为什么地球生命几乎全部选择左旋氨基酸？”

　　这个在课堂上只能理论探讨的终极之问，在发射场和太空实验室里变成了可以验证的科学命题。这一次，赵玉芬院士团队希望借助在太空做实验的机会，探究地表的重力是否是生命选择左旋氨基酸的原因，为解答人类起源这一终极命题加上块小小的“拼图”。

　　如今已是宁波大学新药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的吴翊乐清晰记得，自己在学生时代被赵玉芬院士课程点燃的时刻。“听到赵院士绘声绘色地讲述五配位磷中心手性的特征，我突然明白，最好的课堂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激发探索未知的勇气。”

　　“在发射场，学生们要面对的是真实的风险和压力。”吴翊乐指着基地的工作区说，“在这里，任何一个操作失误都可能导致团队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这种‘一次性’的严谨，是任何模拟实验都无法复制的。”

　　“兴趣非常重要。有兴趣，做研究才不会感到累，才能有克服各种困难和战胜各种挫折的勇气和决心！”赵玉芬院士曾经对宁大学子如是说，如今在这个距离地面450公里的“课堂”里得到了最生动的诠释。当火箭轰鸣着冲破云霄，学子们收获的不仅是科学知识，更是对科研使命的深刻理解——这或许就是“现场”成为最好教案的真正意义。

　　这种蜕变在象山港滩涂上也得到具象化呈现。浙江万里学院董迎辉教授团队经过5年培育的“甬乐2号”缢蛏，在氨氮胁迫下存活率提升超四成，14月龄体重增长41.15%。研究生孔祥辉蹲在滩涂边记录生长数据时，他手中的测量仪不仅记录着生物指标，更丈量着“现场教案”的深度——这里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养殖户“生长慢、抗逆差”的真实痛点，以及必须通过实践解决的科研命题。

　　董迎辉教授团队成员之一何琳教授介绍说，水产养殖作为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许多来自城市的学生都十分陌生，如今带着他们在海边，与养殖户同吃同住同攻关，让学生们对于他们这个专业有了更切实更全面的了解。

　　“当台州三门等地养殖户遭遇牡蛎死亡、蛏苗受损等困境时，我们总是第一时间带着学生奔赴一线。”何琳告诉记者。作为浙江省优秀科技特派员，他深知这种现场教学的价值：“学生在课堂上可能永远学不会如何诊断一池生病的水产，但他们能在育苗场、养殖基地直观地理解水质、病原、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

　　从太空到海洋，从实验室到产业一线，“行走的课堂”正在打破传统教育的边界。

　　直面世界

　　寻找教科书没有的答案

　　在酒泉发射中心，宁波大学研究生陆书艺的身份是“加载二岗”。

　　“我在一次学术讲座上听到赵玉芬院士讲到‘地球生命为何全部选择左旋氨基酸’这个终极问题时，我一下子被击中了。这不再是书本上一个冷冰冰的知识点，而是一个悬而未决、关乎我们所有人从哪里来的大谜题。因此听到团队计划要把这个实验送到中国空间站去做时，我的心跳都加快了。”陆书艺犹记得当时心潮澎湃，“这意味着，我将有机会触碰到中国最前沿的航天科研，探索一个连教科书都给不出答案的问题。”

　　发射当晚，戈壁滩的寒风如刀割般刮在脸上。当火箭点火升空，巨大的火焰和轰鸣声让她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一刻，陆书艺想到了团队在实验室里成百上千次重复加样操作，想到了在基地反复核对清单时紧张到出汗的手心。“我突然无比真切地感受到，个人的渺小和科学的伟大竟然可以如此交织在一起。”

　　与陆书艺并肩作战的李辉，作为“加载一岗”，同样经历了这种身份转变。“正式加载飞行件样品时一步都不能错，开弓没有回头箭。”李辉说。在严苛的“双岗负责制”下，他们在-5℃的戈壁环境中工作，每个环节都需双人确认、签字备案。

　　浙江万里学院研二学生沈逸在育苗实习中的成长同样深刻。今年春天，象山一处缢蛏育苗场突发大规模死亡，养殖户紧急求助。何琳老师立即带着研究生沈逸赶赴现场。

　　“刚到塘口时，我甚至觉得情况没那么糟——水质异常清澈，跟想象中浑浊的病害场景完全不同。”沈逸回忆说。但这个看似“健康”的表象恰恰是现场教给他的第一课。“何老师告诉我，这种不正常的清澈意味着水体菌群和生物量失衡，反而是生态危机的信号。”

　　在看似清澈的塘水中，师生们穿着防水裤艰难取样。随后，显微镜下的真相浮出水面——才女虫大规模爆发。“在教科书上，‘才女虫’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名词。但在现场，我们亲眼看到这种寄生虫爆发时带给养殖户的巨大损失。”

　　从表象到本质的认知飞跃，让沈逸深刻体会到“现场”二字的价值。“课堂上，我们学习的是标准答案，是课本上的理论知识；但在现场，我们面对的是没有标准答案的真实世界。”正是这次经历，让他确定了硕士论文方向——研究贝类寄生虫病害。

　　从戈壁滩到养殖塘，从航天发射场到水产育苗基地，学子们在承担真实责任的过程中，学习不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为了破解现实难题——这正是“行走的课堂”赋予他们的成长礼物。

　　体系重构

　　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

　　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曾说过：“你不教课，就不是教师；你不搞科研，就不是好教师。”这句箴言在浙江高校“行走的课堂”中得到了生动诠释。

　　我国高等教育总体上可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作为一所综合性教学研究型大学，宁波大学的探索凸显了从基础研究到国家战略的贯通。研究员吴翊乐对此感受颇深：“眼下正是做科研、出成果的大好时机。强大的国家给了我们这绝佳的条件和机遇。”通过参与载人航天等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学生的培养模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他们在前沿课题中边做边学，而教师的角色也从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型升级为“项目引领者”和“团队掌舵人”。

　　他进一步阐释说：“我们这个实验，本质上还是属于探索生命起源的基础研究，距离实际应用确实还有一段距离。但它从来不只是化学一个学科的事。”在他的团队中，既有药学专业的学生，也有来自电子工程、光学工程专业的师生。这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模式，让基础研究的种子在解决国家重大需求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与此同时，作为浙江省应用型建设试点示范学校，浙江万里学院也开辟了一条特色路径。在这里，学生从良种选育到苗种推广全程参与，研究成果直接写入养殖户的收益账本——截至目前，该校联合宁海县打造海洋生物种业研究院,聚焦缢蛏、牡蛎等特色品种，育成5个国家新品种,推广面积22万亩，增产6万吨，为渔民增效超12亿元。何琳教授带领的团队将课堂直接设在宁海研究院和养殖基地，实现了从技术攻关到产业服务的无缝衔接。

　　这种“教学-科研-服务”三位一体的创新模式，打破了高校三大职能间的壁垒，形成了赋能人才成长的良性循环。

　　国仪量子是一家以量子精密测量为核心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该公司副总裁许克标博士看来，高校“行走的课堂”正在重新定义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价值。

　　“量子科技产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迭代快、交叉性强，传统课堂的知识体系很难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许克标说，“当高校把课堂搬到企业研发中心、技术应用一线，学生接触的不再是过时的案例，而是正在攻关的前沿课题。这种模式下培养的人才，能够更快适应产业需求，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

　　浙江杰博人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人才板块总经理陈增庆深耕人力资源行业21年，公司每年为千余家企业提供人才服务，同时接触过万名高校求职者。基于对高校就业市场的深入观察，他指出：“当前大学生因课堂与实际工作‘脱节’，面临能力与岗位技能不匹配的困境，这既影响就业质量，也制约产业发展。”

　　在他看来，宁波大学与浙江万里学院的实践，恰好展示了破解这一困境的有效路径，“这两个案例实现了教育、科技、人才三者的有机联动。教育端打破学科壁垒，把真实的国家课题与产业项目引入课堂；科技端借助先进平台模拟工作场景，提升学生实操能力；人才端则根据岗位需求定制培养方案，实现‘学即所用’。”

　　当课堂的边界被打破，当知识在生产与实践的第一现场自由流动，这条“行走”之路，不仅是育人新路，更是为高等教育的未来探明方向。当然，这条路仍面临深层挑战：教师的评价标准如何适应这种跨界指导？学生的成绩单如何体现其在国家工程中的贡献？高校的组织结构如何支撑无边界课堂的探索？这些都需要教育评价体系在未来作出相应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