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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私家楼阁到公共书藏——

芸香不散是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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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8-07 07:36:27 来源:浙江在线-浙江日报 记者 叶怡霖

  浙江在线8月7日讯(记者 叶怡霖)康熙十二年(1673)的一天,63岁的黄宗羲终于站在了宁波天一阁门前。

  这位大儒早年遍访江南各大藏书楼,唯独这座,从未入内。阁门缓缓推开,满楼书香扑面而来——这一刻,他等待了很久。

  300多年后,黄宗羲当年登访过的部分藏书楼,被浙江图书馆策展团队“搬”到了7月24日至7月27日举行的第34届全国书博会上,“芸阁流芳:江南藏书楼专题展”吸引了大批观众。

  千年岁月流转,楼起楼落,书聚书散。为何江南藏书能够富甲天下?穿越时光,江南又何以芸香不散?

  宁波天一阁。 天一阁博物院供图

  何以江南

  走进展厅,一张巨大的江南藏书楼分布图映入眼帘——江浙沪皖大地上,近200座藏书楼星罗棋布:苏州30座,杭州26座,常熟17座,嘉兴16座……“自唐代以来,江南地区少说有一千多处藏书楼,我们梳理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近200处。”浙江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陈谊介绍。

  藏书家韦力的寻访足迹,也直观印证了江南藏书楼的密集程度。大约从1998年起,他走遍大江南北,寻访了500余处藏书楼遗址。

  他在《拥书万卷面百城》中写到七座书楼,除曾国藩的富厚堂在湖南外,其余都坐落在浙江和江苏;在《书楼觅踪》中,他又提到,自己所找到的书楼几乎四分之三都处在江浙一带,再扩大一点范围来说,那就是中国的江南地区。

  江南地区的藏书楼为何如此繁盛?

  “根源可追溯到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浙江图书馆古籍保护研究中心馆员贺勤解读道。当时北方战乱频仍,时局动荡,文人士族携家南迁。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行囊,还有一箱箱珍贵书籍,以及代代相传的治学文脉。

  随着江南地区商贸、教育日益繁盛,书籍“出版业”也欣欣向荣。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记载,当时全国四大聚书之地——燕市、金陵、阊阖、临安,其中江南地区占了三处。

  不过,想要建一座藏书楼,光凭文人的一腔热爱显然不够,还需要雄厚的财力支持。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陈熙做过相关研究,清嘉庆年间的刻本每册约4.3钱银,一部书通常要1两至数两银,而当时京城工匠和县衙衙役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两左右。想要形成规模化藏书,坚实的经济基础是必备条件。此外,藏书楼的营建与维护,藏书的日常翻晒、防虫、防火、防盗措施等,都需要源源不断的资金投入。

  江南丰饶的物产与繁荣的商贸,恰好为藏书提供了物质根基。受“崇文重教”思想的浸润,本地士绅官宦乐于筑楼聚书,富商巨贾也愿意将资财投入典籍收藏。

  当然,江南藏书文明的独特价值,不只体现在藏书楼的数量优势,更在于别具一格的藏书格局。

  在江南藏书楼分布图上,既有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这是乾隆为储藏《四库全书》建造的“四库七阁”中的三座;更多的则是散布在民间的私家藏书楼:宁波天一阁、苏州过云楼、南浔嘉业堂、常熟铁琴铜剑楼、杭州八千卷楼、绍兴澹生堂、上海徐家汇藏书楼……

  历史上,北方藏书楼多属皇家、官办体系,汉代石渠阁、天禄阁,唐代集贤殿书院,宋代崇文院等皆是如此。这些官方藏书楼承担着国家文献保存的功能,藏书多以正统典籍为主。江南的格局则有所不同,私家藏书楼占了绝大多数。地方文献、小说、曲谱、医书、地理志……这些来自民间的收藏,与官方藏书形成了互补。

  有一组数据颇具说服力。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朝廷诏求天下遗书。扬州马氏丛书楼献书776种,杭州鲍氏知不足斋献书626种,宁波范氏天一阁献书638种……这些江南的私家藏书楼,共同撑起了《四库全书》的知识底座。

  藏书于楼,并不意味着“束之高阁”。除了献书,江南藏书家们还常常互通有无,互相传抄善本,让孤本不孤,绝学不绝。

  且上书楼

  如果要从江南千百座藏书楼中选一座,看清“藏之久而不散”究竟有多难,宁波天一阁是个合适的答案。作为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460多年间,天一阁从未遭遇一场大火。这份幸运的背后,是范氏家族代代相守、惜书护书的赤诚与坚守。

  展览现场,天一阁的建筑解剖图前围满了观众。楼前凿“天一池”,与月湖相通,终年蓄水以备火患;书橱用防虫的樟木制成,橱中放芸香草驱虫;楼基垫高防潮,留出通风暗孔。防火、防水、防潮、防霉、防虫、防盗,一楼之中,处处藏着与时间周旋的智慧。后来建造的包括文澜阁在内的“四库七阁”,正是以天一阁为设计蓝本。

  比建筑防护更严密的,是范氏家族的家规。为了保护藏书,天一阁主人范氏定下了严苛的家规:烟酒切忌登楼、外姓人不得入阁、书不出阁、钥匙分房掌之……自明嘉靖年间建成后,天一阁长期属于范氏私藏,这是数百年来范氏家族“守”与“藏”的态度。

  但天一阁的故事,并不止于“藏”。康熙十二年(1673),从不对外开放的天一阁,迎来了第一位外姓人。范氏子弟不仅破例引他登阁,还开放了珍贵的“资料库”,供其查阅史料、整理编目。

  这位外姓人就是黄宗羲。黄宗羲在天一阁受到如此款待,一度成了当时文化界的“新闻头条”,足见其学识与人品备受推崇。范氏子弟被黄宗羲的才德打动,才愿意为一位真正懂书、惜书的读书人打开楼门。

  黄宗羲后来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感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他理解藏书之难,也格外珍惜登楼阅书的机会。他在著作中不仅记录了很多藏书楼的盛景,学以致用,还与友人成立抄书社,让书楼里秘藏的知识得以传播。

  “黄宗羲之后,天一阁逐渐向学者鸿儒开放,此后近200年间,获准登楼的大学者有数十名。”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院长庄立臻说。

  事实上,天一阁的长久存续,称得上是藏书界的罕见奇迹,而非常态。陈熙统计,清代私家藏书楼的平均“寿命”仅43.16年,84.20%只能维持一代。财力中落、子孙不守、水火灾害、战乱兵燹,都能让一座曾经书香满屋的藏书楼迅速走到生命尽头。

  常熟绛云楼曾藏书数万卷,钱谦益和柳如是在楼中读书、校书。两人还热情地邀请黄宗羲登楼阅书。可惜的是,一天夜里,钱氏小女儿和乳母带着蜡烛登楼玩耍,不慎失火,满楼典籍在一夜间化为灰烬。

  “江南藏书文化最珍贵的基因,便是打破私藏壁垒。”贺勤这样总结。楼门之间的往来,让江南的藏书楼不是一座座隔绝的孤岛。

  明末汲古阁主人毛晋,终身致力于刻书。他将家中藏书重新校对、印刷、出版、传播,花了近30年时间刊刻“十七史”“十三经”,耗尽家财刻书600余种、十万余片书版,时人赞“毛氏锓本走天下”,让藏书真正走出私阁,无数学子从中受益。

  如今,许多藏书楼都已消逝,但楼中那些被人读过、抄过、刻过的书籍,不断滋养出新的著作,流传到后世。楼的生命也许有尽头,书的生命却因为人与人的相遇,不断逸出楼外。

  文脉不息

  时代更迭,却始终有一批心怀赤忱的藏书人,用自己的方式守护书籍、赓续文脉。

  百余年前,在绝境中护书的杭州藏书家丁申、丁丙兄弟一定想不到,他们拼尽全力补抄修复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在百年之后,又在一位江南人士的手中得到了接力。

  金亮是浙江奥特莱斯广场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浙江省古典文献研究会会长。商人之外,他更像一个旧式的江南藏书人——爱书,懂书,愿意为一本古籍一掷千金。几年前,他在拍卖会上见到一册疑似《四库全书》的补抄本《张氏医通》,内容是中医治疗方法。

  “版式、纸张都与文澜阁本如出一辙,只少了乾隆年间的两方印鉴。”他据此断定,这可能是丁氏兄弟补抄时多出的一册,或者是遗失的一册。

  这册书背后,连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

  1861年,战火中的文澜阁轰然倾圮,阁藏《四库全书》散落遍地。丁申、丁丙兄弟在杭州城西留下镇避难时,偶然发现店铺用来包裹食物的纸张,竟是文澜阁残页。两人大惊失色,当即雇人沿街收购,又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废墟,昼伏夜出,一页一页从灰烬中翻捡残卷。

  此后多年,兄弟二人四处访求散书、补抄缺卷。丁氏自家的八千卷楼藏书,一部分就成了补抄《四库全书》的底本。最终,连同最初抢救下来的残卷,全部重新归还给文澜阁。

  一个多世纪后,面对眼前这册可能由丁氏兄弟补抄又再次流散的旧书,金亮作出了与前人相似的选择:把它买下来,再送回去。丁氏兄弟将残卷还给文澜阁,2023年,金亮则把这册清抄本《张氏医通》捐给了杭州国家版本馆文润阁。

  这样的接力,在江南从未中断。一代代护书人或许彼此并不相识,却守护着同一脉文明。

  1902年,绍兴徐树兰创办古越藏书楼,率先向社会开放,被视为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的鼻祖;1951年,刘承幹将嘉业堂幸存藏书、雕版连同藏书楼一起捐给浙江图书馆;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五代珍藏,最终绝大部分无偿捐献给国家;瑞安玉海楼孙诒让的藏书分批捐给了浙江大学、国家图书馆等。

  曾经深藏于一家一姓的典籍,逐渐走出楼门,汇入公共文化机构。藏书楼似乎结束了它的私家岁月,楼中的书却因此获得了更安稳、更长久的生命。

  如今,守书的方式也在悄然变化。过去的“藏”,是为书籍挡住水火、虫蠹与战乱,求一纸平安;今天的“藏”,其终极意义则在于“不藏”。在书籍得到妥善保存的基础上,更要让其中的知识顺着互联网走出楼阁,被更多人看见、阅读、使用,让文脉生生不息。

  曾经,数百年间能登天一阁者寥寥无几。而在数字时代,每个人都能轻松“走进”天一阁,指尖轻点,就可以解锁江南万卷书香。早在2009年,天一阁就启动古籍数字化工程,至今已完成400余万页珍贵古籍的数字化扫描。2022年,浙江省历史文献数字资源总库正式上线,把嘉业堂、八千卷楼等江南藏书楼的珍本、家谱、雕版文献汇聚到线上,免费向公众开放。

  今天的江南,仍然是全国人均阅读量最高的地区之一。古老的藏书传统,正以公共阅读、数字阅读等新的方式,融入寻常生活。

  “我们做图书馆的有一句行话:书比人寿。”复旦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吴格说,“中国人总有对书的一种敬畏,所以它才能随着我们的血液、我们的文脉,一代代传下去。”

  楼有兴废,书有聚散。只要有人愿意接过前人手中的那一卷书,传给后来人,江南的悠悠芸香便不会消散。

  【延伸阅读】楼名里的志趣

  对于藏书家来说,书楼的名称是很重要的标签,这些名字里藏着他们的文人志趣,甚至还带有一点暗暗的较劲。

  百宋一廛、千元十驾和皕宋楼

  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喜欢收藏宋版书,随着他所藏宋版书突破百部,他将自己苏州的藏书楼命名为“百宋一廛”,“廛”是古代田宅单位。这件事情被海宁藏书家吴骞知晓后,吴骞便取了个堂号为“千元十驾”,意思是用我的一千部元刻本去对抗你的一百本宋版书,也比得过了。

  到了清末,藏书家陆心源又在浙江湖州建造了一座藏书楼,命名为“皕宋楼”。“皕”由两个“百”字组成,陆心源取这个名字,是在骄傲地宣称自己收藏的宋版书已经达到了两百部,比黄丕烈的一百部厉害多了。

  礼陶斋、宝陶斋和梦陶斋

  清代著名藏书家周春是陶渊明的“粉丝”。他收藏了宋刻本的《陶渊明诗集》和《礼记》,就把自己的藏书楼取名为“礼陶斋”;后来为生活所迫,周春二选一卖掉了《礼记》,把名字改成了“宝陶斋”;再后来,经济状况每况愈下的他,连最宝贝的《陶渊明诗集》也保不住了,只得把书楼改名为“梦陶斋”。最终,这位嗜书如命的藏书家,在对那本诗集的日思夜想中郁郁而终。

  过云楼

  “过云楼”之名取自苏东坡书画“譬之烟云之过眼”的意境。“过云”二字既体现了书楼主人、晚清收藏家顾文彬对书画收藏豁达超脱的态度,又暗含对文化传承的使命感。过云楼所藏宋版《锦绣万花谷》为孤本,2012年,由这件存世孤本领衔的“过云楼藏书”,以2.16亿元被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拍下,创下国内古籍拍卖最高成交价纪录。

  不登大雅之堂

  近代著名藏书家、小说戏曲研究家马廉为其藏书室所取的堂号是“不登大雅之堂”,这是因为他收藏的均为被正统文坛轻视的通俗文学文献(如小说、戏曲),他用这个词来自嘲。但实际上,这些藏品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知不足斋

  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藏书楼名为“知不足斋”,源自《礼记·学记》“学然后知不足”,意为学无止境,知不足更要多多努力。这座藏书楼原位于杭州,后随鲍氏迁居转移至桐乡乌镇。

  (记者 叶怡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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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江南;藏书责任编辑:叶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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