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0月20日讯(记者 王雨红 通讯员 裘晓翔 胡琪)我们的祖先如何生存,不同文明起源与进化又是怎样的?10月19日,在第四届“良渚论坛”“探源:早期文明考古实证与精神解码暨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纪念”分论坛上,来自中国、英国、奥地利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围绕“探源”主题,从农业起源、城市兴起、商业技术、精神世界等角度,在考古实证中解码人类早期文明的基因。
“良渚遗址是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它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更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国家文物局考古司司长张磊开门见山。
顺着话题,嘉宾结合最新考古发现,分享了不同区域先民的“多彩”生活。
彭头山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湖南省澧县彭头山遗址命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李意愿发现,当地先民会优先选择濒临古河道,同时周围有小型湖泊的地方营建聚落,还创造性开发出与稻作生产紧密结合的水资源调控模式。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考古学教授何塞·伊利亚尔特的团队经研究推测,亚马孙地区的原住民早在一万年前就开始耕种某些植物,并对其进行驯化与传播。
人类不仅需要物质考古,更需要精神考古,而这些恰恰存在于人类早期文化遗存里。透过一块块楔形文字泥板,土耳其安卡拉大学语言、历史与地理学院考古系教授菲克里·库拉科格鲁了解到亚述商人成熟完整的贸易经济体系。他感慨道,无论在哪个时代,贸易的前提条件之一都是安全。
近年来,随着碳-14测年、DNA分析等科技手段快速“上新”,考古学家能够更准确地测定遗址年代、复原古代环境,让考古研究更有“数”。
“借助基因、三维可视化等数据,我们了解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房屋是如何建造的,以及居民如何与家人在这种小型而复杂的村落中生活。”奥地利考古研究所学术主任、执行副主任芭芭拉·霍赖斯深有感触。
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不少嘉宾告诉记者,他们此行还特地参观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在感受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同时,惊叹于良渚遗址保护与城市化发展的和谐共生。
“良渚面向大众讲述考古故事的做法非常成功,我收获了许多向公众展示考古成果的思路,打算把这些经验带回国。”土耳其科奇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系考古学教授拉娜·厄兹巴尔连连称赞。
暮色降临,一天的会议接近尾声,嘉宾们意犹未尽。他们深入其中,因此更加懂得探寻远古文明不仅关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历史性叩问,更是守护人类精神文明永续发展的有力手段。
精彩发言摘登
底格里斯河上游早期农业聚落的集体记忆构建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部史前考古学教授 内奇米·卡鲁尔
早期农业定居点的建筑不只是遮蔽物,更是集体记忆的装置。底格里斯河上游早期农业聚落中的公共建筑、石柱、通道等象征性雕刻,把人群聚集起来,使仪式、协作和知识传递获得稳定场所。
建筑的空间秩序塑造人与人的关系,也让社群共享的经验被反复实践和记住。因此,定居点不是静态遗迹,而是活的生活场所。我们应把建筑视为社会实践与集体记忆的媒介,由此理解早期农业社会如何形成公共性、社群认同与历史意识。
发掘雨林古史记忆,守护亚马孙生物文化遗产
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 爱德华多·戈伊斯·内维斯
传统观念常将亚马孙视作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荒野,而考古证据表明,这里存在大范围持续的人类定居活动。区域内留存500多处距今2500年的遗址,同时保存着50余种土著孤立语言,文化底蕴厚重。
但当下亚马孙处境岌岌可危,森林砍伐、极端干旱持续侵蚀考古遗存,规划中的大型道路将对遗址造成毁灭性打击。我认为,应联合土著社群开展调研,完成遗址登记保护,借鉴古人的人地共生经验,守护这份不可再生的人类财富。
早期城市起源与社会演化的古埃及启示
捷克查理大学文学院捷克埃及学研究所教授 米罗斯拉夫·巴尔塔
古埃及文明呈现“快速跃迁-长期停滞”的交替模式,可为全球早期文明比较研究提供参照。
尼罗河充沛的水文资源,驱动古埃及城市与国家形态走向成熟。但随着社会发展,叠加气候变迁,尼罗河洪水水位下降,资源供给收缩,社会契约走向失效。
我认为,古埃及的瓦解并非单一气候灾难所致,文明存续有赖社会契约、价值共识与环境适应力,古王国崩溃是社会结构异化与气候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资源与聚落看良渚文明的演进逻辑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王宁远
良渚立足本地淡水河湖与独特地貌,孕育出以水系为核心的湿地稻作文明,夯实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根基。依托珍贵玉石资源,加上不断细化的社会分工,良渚形成了神权与王权融为一体的集权社会权力模式。
在聚落层面,良渚古城作为区域中心,在功能布局、人口结构上和普通村落形成明显差异,城乡分化特征突出。
总的来看,自然资源奠定物质基础,分工推动权力体系成型,聚落格局见证社会分化,共同构成长江下游良渚文明完整的演进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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