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里,“中国童装之都”。从这里销售出去的童装,占到国内市场半壁江山。织里人用勤劳的双手,赢得了“时装看巴黎、童装看织里”的美誉。
这座湖州市吴兴区的乡镇曾创造了“用一根扁担挑起全国市场”的奇迹,也经历过由乱到治的涅槃。承载了45万常住人口的织里,城乡收入比仅为1.59∶1,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织里是如何实现新老织里人幸福感倍增?
织出产业新路 激活“共富密码”
织里童装走的是一条民本经济之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祖宗”经济,从古时泛舟溇港的书船,到上世纪末装运童装的摆渡,再到新世纪初用鼠标做买卖的互联网,织里人抢先一步的商机灵敏正是勤劳致富的智慧显现。
吴兴区委常委、织里镇党委书记杨治介绍,在“八八战略”指引下,织里加快推动“民营先发、市场先发”,童装产业逐渐成为当地支柱产业,并形成了“基础在一家一户,规模在千家万户”的块状经济特色。
近年来,当地摒弃之前“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模式,注重“微笑曲线”两端,抓牢设计和销售,同时眼光向外,积极联手代工的“编外车间”,带动镇外延链发展,寻求更广阔的共富空间。
“男生女生”是当地新兴的童装企业,它把“微笑曲线”做到了极致:企业没有一条生产线,却通过生产外包,把精力集中在品牌营销和产品设计上,仅用5年时间就开拓门店近千家,遍布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地区,经营产品1000多种。“把生产外包,我们就能腾出精力,用最好的产品设计打造最好的品牌,不断创新营销模式。”企业董事长柯文化说。
目前,全镇有童装企业1.4万家,电商企业8000多家。2020年,织里镇童装年销售额超650亿元,年产童装14.5亿件,其中外发加工童装占比60%以上。目前,织里童装产业在安徽、江苏、江西、河南、四川、青海等地引导、帮扶、带动置办各类童装企业2万余家,提供社会工作岗位50余万个,各地合计产值300多亿元,带动了各地人民多渠道增收致富。
为让“一件童装”进一步成为当地百姓致富的金钥匙,织里通过科学谋略,让童装在“产业进化”中由“自然生长”变成了战略突围。近年来,当地实施了千亿级童装产业战略,构建“一城二园三中心五平台”,将电商孵化中心、童装设计中心、童装大数据平台和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等共享资源吸引到创业者身边。当地还成功拿下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实施了一系列外贸出口新政,让童装等特色轻工产品从家门口便捷“出海”。
过去,该镇大河村和当地其它“裁缝村”一样,也经历过全村只闻“机杼声”的日子。然而,近年来,由于大学生创业者的带动,该村开始涉足童装网上销售,本地农户也纷纷爱上了这根“网线”。在该镇的服务支撑下,大河全村将缝纫机换成了计算机。目前,该村共有电子商务企业2000余家,被省商务厅评为“省级电子商务示范村”。
融合发展塑新城 美丽乡村桃花源
作为浙江首批小城市培育试点,织里已连续多年在全省考核中名列前茅。时下,正深入实施新型产城人融合发展模式,加快城乡统筹步伐,让生产、生活、生态均衡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一部追求产城人融合发展的“城市演义”正从织里娓娓道来。
“在外来人口数量巨大的织里镇,这样的需求显然是传统的乡镇级公共医疗卫生、教育及交通资源配置方式无法满足的。无法满足这类需求,就不可能把织里建设成为一个宜业宜居的新型小城市,无法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织里镇副镇长张波说,为此,该镇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大力度为居民提供更加符合现代城市标准的基础设施与公共资源。
5年来,该镇累计投入超100亿元加快配套设施建设。目前,织里有二级乙等医院1家,卫生院1家,卫生服务站15家,门诊诊所50家;学校26所;大型商贸综合体5个,电影院3家,银行20家。
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塑”城同时,织里在提升城市能级的进程中更注重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
一位刚来织里的安徽工人刘云飞因为患阑尾炎住院,只有老家的农村合作医保卡。出院时,刘云飞开心地说:“真没想到在织里的医院就能用自己老家的医保卡,能像当地人一样直接报销,这实在是太方便了。”
目前,镇行政服务中心承接市、区下放事权531项,日均办理事项1280余项,居民基本实现不出镇就能在家门口办好事。同时,实施新居民入学新政,满足新居民子女就读公办学校的诉求,与7个省(自治区)实现患者就医异地结算跨省联报,持续提高新居民同城化待遇。近5年,新居民在织里购房8000余套,落户3000余人,为小城市能级提升带来了很大的吸引力。
不仅在城镇,织里乡村发展也从生产、生活、生态均衡协调的发展理念中获益。近年来,当地高标准推进美丽乡村建设,常态化开展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以义皋村4A级景区创建为核心,以义皋、伍浦等溇港文化为主导,打造了上林村、陆家湾村等一批美丽乡村精品村,在保护和传承织里太湖溇港古老文明的同时,以美丽乡村建设不断催生美丽经济。
南腔北调化干戈 五湖四海故乡情
织里是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叙事起点”之一。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创业者纷至沓来,该镇45万常住人口中外来人口占了近80%。大量外来人口流入,给织里矛盾纠纷调解带来挑战。
“我们围绕打造‘社会治理先行地、美好生活试验区’的目标,结合‘最多跑一地’治理新平台,探索一体化发展跨区域纠纷解决机制,形成了网格化排摸、集中调处化解、一跟到底销号的闭环机制,让新老织里人矛盾调解只进一扇门。” 镇社会治理办主任许乐介绍,镇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下设4个工作室和6个调委会等。中心自运作以来共调解各类矛盾纠纷超过2万多件,化解率超过99%。
在不断推动现代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织里还一改政府单打独斗模式,积极鼓励社会团体开展自治,形成了吴美丽工作室、老兵驿站和平安大姐工作室等一批自治团队,在当地基层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织里镇利济西路160号平安大姐工作室,坐班调解纠纷的“平安大姐”胡艳杰接到电话,操着河南口音回应起来:“哦,是小江啊,货拿到了?那就好,那就好!”对方传来连声道谢。
电话那头的小江是一名温州童装经营户,年前因为和织里一家童装批发商产生协议纠纷,7万元的订货款被“冻”住了。原来,双方约定了采购期限,但小江因为经营状况没能及时拿货。后来,她在微信上跟批发商谈妥退还订货款,可一直没有收到,多次来织里讨钱争得面红耳赤。
“我们理解批发商心里也有气,她是按照订货款下单,货到了人家没要,也是负担。”胡艳杰说,“幸好,这位批发商跟我们平安大姐熟悉,都是从外地来织里创业的,好说话。我们就两头做工作,去厂里看,请她们坐下来谈,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和解。”
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这一特色社会治理共同体在织里逐渐成形。去年,国内聚焦基层社会治理的智库机构——南太湖社会治理研究院编著的《织里之治》出版,透过织里治理的发展历程,解读中国创造经济高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背后的制度密码,为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社会治理提供了鲜活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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