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8月21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俞吉吉 魏志阳）甲骨文是中国成熟文字的最早代表，会不会有更早的文字呢？这一期，让我们来看一件神秘的黑陶罐和来自4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留下的“天书”，在这些神秘的先民智慧中追溯那道灿烂的文明之光。

　　位于余杭区美丽洲公园的良渚博物院内有一件国宝，它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如玉琮、玉璧等美轮美奂的良渚玉器，而是一件看起来并不那么夺人眼球的陶罐。

　　它的特殊之处在于良渚先民在其身上刻下的几个符号，是尚未破译的“天书”。

　　这件并不那么起眼的陶罐何以称得上是国宝，这些先民留下的“天书”又在说什么呢？

　　8月14日，记者走进良渚博物院见到了这件良渚文化刻符黑陶罐，也试图在良渚博物院院长马东峰的讲述中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在良渚博物院的1号展厅内，记者见到了这件神秘的陶罐。被安放于独立展柜中的它是夹砂黑皮陶，按照考古学描述的语言，它长这样：侈口，平唇，口沿微移，短颈，广肩，鼓腹，圜底，圈足外撇。刻画符号位于其肩腹处，环绕一周，共十二个成组符号，均为烧后刻，刻痕处可见崩缺。

　　这件文物的等级是一级甲等，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国宝”。

　　事实上，一般陶器因数量巨大、内容单一，等级都不是太高，这件看起来并不起眼的陶罐为何能被冠以“国宝”的名头呢？

　　马东峰表示，首先是因为它保存比较完整，但最主要的还是它上面刻画的十二个连续的符号，数量居良渚文化之冠。

　　那么，这些被刻划在陶罐的肩部和腹部的十二个刻画符号在传达什么，有没有特殊的含义呢？有人认为这些符号是表意画，有人认为是原始的象形文字。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曾对陶罐上的符号做出了释读，认为是“朱旗践石，网虎石封”八个字，记录了一次人捕虎的经历，并称此陶罐为“前所未见的珍品”。

　　不管刻的是什么，可以断定黑陶罐不是普通日用品，这些刻画符号也不是随意画上去的，肯定有一些特殊的内涵。不管是表意画，还是史前文字，这个黑陶罐的文物价值毋庸置疑。

　　“对中国文字的起源有一定的解读意义。”马东峰表示。

　　这件黑陶罐如此珍贵，那么，它是如何被发现，又是如何来到了博物馆呢？此外，如果它不是日用品，会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让人有点意外的是，这件陶罐是从老百姓那里征集得来的。

　　1987年1月，余杭镇水产队在南湖挖黄沙时出土一些陶器、石器，经余杭镇文保通讯员金观福、严国宝等同志的宣传，收集了这件陶罐和其他一些出土文物，并及时上报余杭文管会。余杭文管会将此件文物征集并入藏。黑陶罐出土时保存非常好。

　　经过专家考证，这是一件良渚文化晚期的陶罐，年代距今约4600-4700年。

　　这样一件珍宝，为什么会出现在南湖的湖底？又为何能保存如此完好？

　　通过以往的考古发掘，陶器主要来自墓葬和居住址。墓葬出土的陶器保存状况都比较差，有的出土时就是一堆渣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有二：一是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都是专为陪葬而制作的，烧的时候温度不高，坚固度就没那么高，即使是出土大量玉器的反山贵族墓也不例外，我们称之为明器（专为逝者制作的随葬品）；二是良渚先民尤其是贵族，普遍采用独木棺的葬具（把一根原木剖成两半，中间掏空），时间久了木头会腐烂朽坏，上面的泥土压下来，很容易就把原本就不坚固的陶器压碎，加上几千年的沉积作用和地下水的侵蚀，很多墓葬中的陶器只剩下一堆渣渣。

　　目前所见到的较为典型、精美的黑陶器都是出土在居住址中，这些都是良渚先民的日用器，所以很精美。既然是日用品，肯定是用坏了才舍得丢，丢到哪里？垃圾坑里、河沟里，这些就是考古上所说的H（灰坑）、G（沟）。良渚遗址群内的卞家山遗址，是一处码头遗址，就出土了很多精美的良渚文化的黑陶器，但几乎都是残破的，几乎没有完整的。要说完整的也有，典型者如在苏州澄湖的良渚文化水井里也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刻有五个成组符号陶器，应该是当时的人提水时掉落的，然后水井废弃，才完好保存了下来。

　　马东峰表示，这个陶罐不在墓葬，而出于苕溪的沉沙中，本身可能是一件祭祀用的祭品，用来祭祀河神，直接装着祭品沉下水。也有可能是南苕溪发大水，冲垮了一处良渚文化遗址后带下去，淤积在泥沙中，千百年后重见天日。考古队在南湖周边考古后，尽管发现了一些史前人居住过的痕迹，但没有发现原生的遗址。

　　这些神秘的“天书”到底是画还是文字，又在传达什么呢？

　　马东峰表示，目前仍在探讨中，尚无定论。

　　事实上，良渚文化器物上面的刻划符号，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很多学者推测应与文字起源有关。

　　最早，1936年施昕更先生在他的考古报告中公布了他发掘出土的5个陶器刻符为记号文字。同时代学者何天行先生在《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的专著中认为“除有记号文字作*，+，∨，或L 的黑陶以外，还发见一只有象形文字的陶器……发现有这样原始形的图象文字”，并认为“尤足证为文字无疑”，“且当在甲骨文字之先”。受到当时著名学者卫聚贤先生的赞同，认为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在当时也曾轰动一时。1992 年浙江余杭安溪确认百亩山刻符玉璧出土地点后，证实了国内外所藏多件良渚文化玉器刻符的真实性。随着良渚文化遗址考古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不断地在浙江、江苏和上海的考古发掘中获得较多形态各异的刻画符号，据《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统计，刻画在陶器、石器、玉器上的刻符总数已经超过600 件。

　　马东峰表示，在目前发现和搜集到的良渚刻符中，很多刻符都存在相似和重复，并呈现一定的地区性，这肯定不是偶然。

　　良渚遗址管委会蒋卫东局长也表示，良渚文化中发现了具象的刻画符号，也发现了抽象的刻画符号。但到底有没有文字，目前还一直存在争议，他倾向于陶罐上的刻符是一组表意画。

　　多年以来，学术界对良渚文化是否已迈入文明阶段一直多有争论，其原因主要还是在对文明的定义，或者说文明的标准上纠缠不清。通常来说，认同文明时代的几个因素有城市、礼仪性建筑、金属和文字。就良渚文化研究而言，城市、礼仪性建筑已有考古资料的支持。虽无金属的发现，但根据良渚人制作的精美的玉器和森严的用玉制度，又有学者提出了“玉器时代”的学术概念，多次撰文指出“玉器时代”的出现在中华文明的兴起中具有独特性，配伍严密的玉礼器是社会生产力提高和社会结构复杂化等变革的体现之一，是礼制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对于文字，学术界一般认为人们早期是通过图画刻或写在石头、木头等材料上，用以记录那些值得注意的事件，即“图画文字”；或者让图画中形态逐渐变得简洁、抽象，并且象征着自己对事物的想法，用于表达一定的意思，即表意文字。这两种现象，一方面我们会时常从已出土的器物中发现，另一方面，这些承载着图形或者“文字”的材料不少却因年代的久远而逝去。因此，我们也只能从已发现的尚留存的陶器、石器、玉器的刻符上去寻找它的踪影和意义。综观上述各方面资料，我们可以设想，在那个已经有了规模恢宏的水利系统和古城，并具有复杂分工和社会等级的时期，那么多的图形和刻符是否被赋予了诸多的含义，是否就是文字的雏形？

　　马东峰表示，可惜的是这件陶罐缺乏它原来的埋藏信息，对解读它身上的刻画符号的含义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有明确出土信息的同类刻符的更多发现，这样才有可能释读出良渚先民留给我们的“天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