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9岁的陈建英退休已经四年了，退休前，陈建英是萧山法院的一名执行法官，法庭、执行庭、业务庭都工作过，也坐过办公室，对她来说，萧山法院就像是第二个家。所以在退休之后，她还是选择回到了法院继续做调解员。

　　“反正我这个人也闲不住，这是我熟悉的工作，一辈子都在这里啦。”说到这里，陈建英爽朗地笑了起来。

　　“陈老师很厉害的。”一直在旁听采访的书记员小陈插嘴说，“很多人都需要重新学（法律知识），但是她本身就经验很丰富，总是能从人情角度出发为当事人考虑，所以很多人都指名要陈老师来给他们调解，现在都已经成立单独的工作室了。”

　　因为陈建英的调解量高，成功率高，现在已经在萧山法院小有名气了，所以萧山法院专门给陈建英挂名成立了一个工作室。这里也是陈建英平时办公的场所，人数不多的调解都会安排在这里。工作室的采光很好，种满了绿色植物，这是陈建英的一个小爱好，她说这样可以给人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

　　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我们头顶的一个摄像头，陈建英告诉我这是今年才做出的改变，每一个调解室现在都有一个摄像头，为的就是防止在调解过程中有人要毁灭证据。

　　陈建英说，就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她在处理一个劳动纠纷的案子，小企业倒闭，企业主因欠债被抓，职工就来打官司，当时在场的有一个会计，此人手里掌握着所有工人的工资明细，如果失去这份证据，调解的进度将会变得更加艰难，可是就在这种时候，会计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希望法院优先处理自己的纠纷，如果法院不同意，他就毁灭证据。陈建英警告他，这是犯罪行为，让他别轻举妄动。会计纠结再三，最后还是从口袋里掏出了证据。

　　“每个当事人心里都有一本账，都希望首先保护自己的利益。在这件事情之后，我就建议法院在每个调解室里装上摄像头，喏，这才有了这个。”陈建英苦笑着说。

　　“平衡”是陈建英在调解纠纷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调解过程中，遇到涉及十几二十个人的案件对她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多的时候，她还遇到过调解涉及120个原告的经济纠纷。

　　“120多个人，我要一个一个弄清楚他们的诉求，这么多人肯定不能让他们全部来法院，所以我先让他们派代表来谈，这里也有一个调解技巧，你必须选择合适的人来参加调解。然后再让他们到司法局去请一个法律援助的律师，这样安排好之后我们再一起坐下来和老板谈。”陈建英说。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头，因为劳资纠纷涉及到的金额都是因人而异，所以在初步谈妥之后陈建英还必须和每个当事人进行面谈。120多个人被分成了几组，一个一个单独到陈建英的办公室里谈。陈建英不仅需要了解他们每个人的情况，而且还要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来调整赔偿方案，最后用半个月解决了这个案子。

　　还有一次，陈建英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案子。

　　这个案子是一起死亡交通事故，其中涉及到了包括原告，受害者，以及保险公司三方的利益。在这起案子里，最棘手的点就是涉及到了两个不同的受害者，这两方受害者都留下了三个以上的直系家属，并且还牵涉到了两家不同保险公司的索赔问题。调解的时候浩浩荡荡来了一屋子的人，为了照顾到各方的利益，陈建英从早上一直调解到了晚上8点，几经波折才终于解决了问题。

　　“陈老师的调解技巧很灵活，”一直跟着陈建英学习和记录的书记员小陈说，“有的时候甚至当事人都在拍着桌子对骂了，陈老师最后都能让他们心平气和地把事情给了结。”

　　对于小陈的评价，陈建英却显得很不好意思，她解释说：“每个案子都有每个案子的难点，一方面肯定需要专业知识，首先要会判断这个纠纷的要点在哪里，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掌握当事人的心理，一句话击中要害。”

　　在陈建英的调解生涯里，每天都要遇到很多类似的案例。陈建英说，她平均每天都要处理4-5个案子，其中包括婚姻家事、交通事故、劳动争议、产权、拆迁等等方面，有时候要忙到七八点都没法下班。

　　“从1月份到10月份陈老师已经调解了差不多725个案子。”书记员小陈告诉我，“忙的时候，一个月要调解80个案子。”

　　陈建英说，她负责的是诉前调解，主要就是争取在案子被递交到法庭开审之前向当事人寻求解决争议的可能性，这样可以为当事人省下很多财力和精力，因为像这样的调解是不会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的。

　　不过，在这样可以称得上是高强度的工作环境下，陈建英能得到的收入实际上非常少，而她本人却对此并不在意。她说，她就是热爱这份工作。